1974年5月30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握手，这是两位伟人最后一张合影。
11月21日晚8时，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往常一样，我们把总理送至会场门口，把文件包交给他，就守候在会议室外面。会议时间很长，这并不奇怪，因为政治局开会哪一次也得五六个小时。
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议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可是今天，我们把总理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却原样退了回来。我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叫再送吃的。我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想不出原因，只是等在外面干着急。我与大夫商量，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总理把药吃了，我们稍微放松了一下。
几个小时过后，散会了。总理第一个走出来，他的脸色很难看，人显得很疲劳。我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总理：“您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他的语气低沉。“饿吗？”“不饿。”
第二天开会，总理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总理回头对我说：“开会中间不吃饭。”我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总理让我们掌握。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往开会不是这样，不吃饭，还让送杯玉米粥，今天什么也不让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年来，总理散会时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的，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这几天，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人谈话；这几天，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
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事出在总理身上。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像是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是中联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走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了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为了保密，会议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两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开会期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周总理，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
有一次，我把药交给一位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她正用手绢擦泪，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最后一天的会议照例是晚8时开始的。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了3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呼呼的。王海容更是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会议结束了，为什么批总理，我们不清楚。我们看到的是总理的血尿越来越多，病愈来愈重。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