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从汪洋先生在党代会上的报告中总结出七点，众多海外华侨也十分关注，特此探讨一番。
广东人具有革命传统，这是因为当年离清朝首都远，奴化程度低所成就的，如今看来的确是件好事，汪洋领导力当然也得益与这种革命传统。汪洋的广东实验，既有主动为之的战略远见，也有不得不转的现实压力，关键是广东民众如何理解与参与到这些改革之中。压力大不怕，就怕这些压力无法变成动力：
1、正确的方向。
面对不断上升的社会矛盾，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把矛盾归结为市场化改革，认为腐败和收入差距悬殊等社会不公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进而提出否定市场化路线的主张。另外一种观点则强调现在的问题不是市场化本身带来的，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因而解决方法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其实，我们如果把目光放宽，能看到的远远不止这两种看法，我们作茧自缚得太久才被这两个看法局限起来了。如果要获得第三种选择，还得从搞不搞市场化之外进行探索和求证。用科学理性观点看，我们应当做的是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市场化中国会怎样”；和以前比较，如果现在取消市场化会没有社会矛盾了吗？和西方比较，我们市场化中的优势与劣势是什么？不要先认定矛盾是市场化的产物，也不必把解决市场问题看成是变革的根本目标，应当先就事论事把一项项问题摆出来，诚恳地看待，具体地寻找解决方式。“去意识形态化”是广东人民的改革传统。
汪洋非常鲜明地表示，重点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并需要继续深化经济领域改革。但是，如果一味谈政府职能改变，一味深入经济领域改革，会不会忽略了改革方向？广东人民真的会因为政府这个改变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权利吗？如果公民民权利原本就凌驾于政府权力至上，那么政府不改人民也会逼着它改，人民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恰恰我们如今依然期盼政府包青天恩赐人民权利，这何尝不是首先要改的呢？
2、摆脱GDP崇拜。
汪洋上任后提出建设"幸福广东"，以"幸福"期待GDP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他说，"广东现在不打经济仗了，江苏愿意超广东就超吧。"说实在话，如果不靠GDP而依靠文化水平营造幸福，江苏的文化底蕴停在那儿让广东追十年也追不上，光是一个苏州文化就够广东人学一壶的，这恐怕也是汪洋先生不敢比的。汪洋先生并没有解释什么是幸福广东，如果没有恰当的文化底蕴也没有GDP领先，广东人如何幸福？比如说，让广东人民领先全国投票选省长也可以算作一个更幸福的理由？或者说，如何让广东人民用民主制度防止出现重庆薄熙来与雷政富这样的官员也是幸福的理由？
3、突破政治周期的狭隘观念。
汪洋谈到经济转型时曾说，"功成不必在我任期"。鉴于转型任务的长期性，中央和地方官员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改革就要不怕承担责任，奥巴马搞医改得罪很多人，但还是坚持改，汪洋先生改了什么呢？这些改变是为了让自己日子好过还是为广东人民长远利益？改革成功与失败各占一半的话，你说“成功不必在我任期”，那么敢不敢说“宁可把困难留给自己”呢？
4、直面既得利益的阻力。
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塑，必然会遇到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对。汪洋一针见血地说，"现在深圳的部门越来越多，法规越来越健全，但是燃烧岁月的激情越来越淡漠。
现在的环境至少没有让人觉得我们比1992年前后、改革开放初期更好吧？" 我认为，民主改革成功的原因在于不断改革，否则改革本身就会变成改革的阻碍，这也是出现民主选举的主要原因。不论多少活水流入死水潭都会变成死水，不论多少改革变成固化利益也会变成反动势力，只有民主选举能够保证“死水潭”不断漏水，让活水流入，形成良性循环。
5、重塑体制。
不管和谐社会的口号喊得有多响亮，只要不改变现行的体制，类似乌坎事件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有人说："屁股决定脑袋"，只有设计出符合官员利益的有效机制，才能使得官员成为改革的推动力，而不是阳奉阴违的阻力。对于这个说法，我请问，汪洋先生为何把乌坎事件看成问题而不是起点？为何只谈官员的鼓励机制而不谈淘汰机制？如今许多官员能上不能下，造成人力资源配置严重错乱低效，非改不可。试想让雷政富这种官员设计“有效机制”，这不但不能让官员推动改革，相反，他们会设计出自我利益保护的更有效机制，防止人民进行改革。
6、小政府，大社会。
汪洋非常深刻地指出，"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机关的影响，这一点确实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审批事项上。"。汪洋抱怨说，"广东想免收企业费用，中央部委说广东不能带这头。" 我认为，说到点子上啦，但这仅仅描绘了一个理想模式，却没给出一个明确解决方案。广东想免收企业费用，那么谁应当收呢？那么这个资金缺口应当由谁去填补呢？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归根到底，我们不应当害怕不同利益集团对执政党影响，要怕就怕那些集团代理人卓下暗盘交易，造成瓜田李下，产生侵害公众的政策与项目。让不同利益集团用公开选举方式影响政府才是有效举措，要让选民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才能限制少数集团利益特权。
7、观念突破。
汪洋指出，"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只有把政府和人民的位置摆对了，政府才会接受社会监督，才会真正"为人民服务"。汪洋说，"我每天都看微博留言，经常能看到批评我的，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我们是执政者，是公仆，主人说仆人两句好像也有合理性。"
许多人给汪洋先生留言，但微博说不清楚，只好写在博客里了。如果把观念突破放到最前面，其实后面的许多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如今，就算我们很爱戴汪先生，但也无法投他一票，如果我们很不认同他，却也不能通过人民代表向他解释清楚。让人民自己去追求幸福是有前提条件的，比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甚至当反对派的自由，这都是许多国家的人民早就发明了的幸福内容。所以，汪先生所提的“广东幸福”依然是“小康幸福”而非真正的“人类幸福”。
作为广东华侨，我们对汪洋先生寄予了很大期望，也存在着复杂心理：一方面对于汪洋先生的改革精神佩服，另方面对于汪洋先生的改革技术深表担忧，更担心的是来自制度的压力与打击。当然，我们都知道，世界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汪洋先生能成功是件好事，但没有汪洋先生这个社会也一样会继续改革发展。有诗道：“汪洋一片都不见，民主改革何为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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