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台办暨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日前在“九二共识”廿周年座谈会中的谈话，一方面总结了胡锦涛团队对“九二共识”的经营成果，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习近平团队对“九二共识”的开发蓝图。
我们提出的相对主张是：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九二共识”应当有一个升级版，亦即：“在大屋顶中国下的一中各表”。
王毅将“九二共识”定义为“（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是历史事实，却只是一部分的事实，仅引据了北京在1992当年的“表述”。另一部分的事实，则呈现在2008年3月26日胡锦涛主席在热线电话对小布什总统所言：“（九二共识）意即双方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同意对其定义不同。”这也正是台湾方面在1992当年的“表述”。四年多来，“九二共识”真正的动能，即是来自前述“布胡热线”也赞同的“一中各表”；“九二共识”的瓶颈，则在“一个中国原则”所称的“一个中国”不知究何所指？
王毅的谈话数度提及这种“动能”与“瓶颈”的对比关系。关于“动能”部分，王毅说，“‘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的精髓是求同存异”，其实就是指“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求同存异”；他又进一步指出，“求一个中国之同，存双方政治分歧之异”，甚至说“善于求大同、存小异，乃至求大同，存大异”，其实就是“求一中之同，存各表之异”，因为“一中是最大之同，各表是最大之异”。此种“一中各表／求同存异”的精神，正是“九二共识”的最大动能所在。
关于“瓶颈”部分，王毅说，“只求同，是不现实的；只讲异，更是不可行的”，如果以此套入王毅自己的逻辑，或可解释为：“只求一个中国之同，是不现实的；
只讲双方政治分歧之异，是不可行的。”固然，站在北京立场，只讲“双方政治分歧之异”是不可行的，但为何“只求一个中国之同”也是不现实的？可见，北京“求同存异”的思维仍有可以推敲之处。
社论指出，一切均因“一个中国”的疑义而起。主要的问题是：当北京若将“一个中国”视为超越两岸现状的抽象原则之时，亦即将“一个中国”定位为“第三概念的大屋顶中国”之时，就能“存双方政治分歧之异”；但是，当北京倘将“一个中国”视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却是“不现实的”，因为这就完全失去了“存异”的空间。
若不解决这个矛盾，“九二共识”就有“瓶颈”；倘要解决这个矛盾，“九二共识”就应有“升级版”。当下，突破“瓶颈”的契机已现，不可错过。
契机即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所揭“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并对此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其中的三个关键词是：“尚未统一／特殊情况／政治关系”；在这三个关键词下，所谓的“一个中国”，即绝无可能是“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当然应是一个“大屋顶中国”，这也始是一切“合情合理的安排”的基础。
王毅说：合情，就是不搞强加于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础。而所谓的“法理基础”，应是指“胡六点”、今年三月吴胡会及王毅此次谈话中所称的“符合双方各自（宪法）规定”；而倘若要“存双方宪法规定之异，以求一个中国之同”，则这个“一个中国”，除了“大屋顶中国”之外，岂有可能一方面“尚未统一”，另一方面又维持“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
我们认为，归结胡锦涛团队在两岸关系上最关键的“政策创新”，就是将政策焦点转移至“尚未统一前的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而以议签《和平协议》为目标；此一政策的创新处在于，将“尚未统一”确立为正式的政策课题，并认为应当发展出“尚未统一的政治关系”，若无此种思维，两岸的“和平发展”即无可能。
王毅说：必须把握好同与异的关系，善于求大同，存小异；乃至求大同，存大异。其中，“大异”是首见的说法。若就“九二共识”的升级版而言：大同，即是“大屋顶中国”，“大异”即是“依各自规定（宪法）运行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当“大屋顶中国原则”成了“一个中国原则”，始有可能“求大同，存大异”。在“大屋顶中国”之下，“中华民国”是民主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中国。准此以论，“大屋顶中国”或许即是王毅正在“寻求”的“一个中国”的“连接点”；在此“连接点”上，始可能如他所言，“努力寻求认知的共同点，妥善处理好分歧点”、“扩大彼此的共同点，增强相互的包容性”，如此方是“求大同，存大异”。
习近平团队若要承继并超越“九二共识”，应当推动升级版：在大屋顶中国下一中各表，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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