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会风”如何，可以折射执政者究竟着眼于务实还是务虚。最近，王岐山、李克强等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会议上各自要求“不准念稿子，要讲实在话”，媒体普遍认为是务实、向形式主义开战的表现。
应该注意到，中共高层从毛泽东开始就很烦干部念稿子，但建党已经90多年，念稿风仍刹不住。有分析认为，提倡不念稿固然是一种会议新风，但更重要的还是，少开务虚的会多干务实的事儿；如果开了会真要念稿子，不要念那种八股陈腐稿，要念有新时代气息的稿。改表达不仅要从中央做起，也要从基层改起。
中共欲刹念稿风由来已久
中共开国元老毛泽东就不喜欢照本宣科式的汇报，甚至明确说“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毛泽东还说过“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对八股会风的批评也很直接：“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讲话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
邓小平也同样多次要求各级领导要坚决克服会风不好的缺点。他提倡开短会：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胡锦涛也说过：“不用念稿子，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最近，胡锦涛在作十八大报告不念全文，只集中讲要点，亦被认为是“务实”新风。其实，早在十六大的时候，江泽民也没有念报告全文，他也提出过必须精简会议、文件。
2008年11月，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对念稿的不满，一定程度上也是普通中国人的心声。他说：“我参加了无数次会议。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台上的人在念稿，台下人聆听，难道念稿者对聆听者的智力就如此低估，重要的会念稿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研讨会之类都要逐一念稿，如此单调和枯燥的惟一表达方式，听者无趣、论者也无趣，有的地方还提出不让听着睡觉。唉，我真觉得这样的方式应该休矣，来一场“不念稿”运动如何？！”
前文化部部长王蒙也曾说：这个念稿啊，现在上上下下都已经习惯了，你弄不清楚是不是发言者自己要讲的话，还是别人要他讲的话。
改“念稿”，不如改思维
为什么几代中共领导人都批评过的念稿会风几十年来都改不彻底且屡屡抬头？官员念稿现象不是孤立的，它是由体制、机制、观念、领导方式等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
中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以会议起家的党。从1921党的一大起，就与会议结下了不解之缘----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已经成为了中共解决问题的最重要路径，念稿只是纷繁多样的会议文化之一而已。
另外，中共在体制上鼓励念稿者的“诚实稳妥”，一些因敢言而被封为“个性官员”者，会被视为不成熟、不谨慎。在这种体制下，一些本来会说话官员，由于成年累月地念稿或重复那套标准的话语，时间长了就真不会讲话了，只能念稿而不会脱稿，一脱稿就怕会犯错误。念稿，在本质上是一种唯上的自说自话。
由于长期的“会议治国”及“念稿”，以及缺乏与媒体、公众的对话经验，一些官员甚至连基本的常识都已经混淆不清，以致于说出“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这样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的话。
对于“念稿时代”种种弊病造成的后遗症，习近平曾总结道：“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
重塑官员话语形象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一个文件或一项措施很难使官员从“念稿时代”过渡到“脱稿时代”，它涉及到制度、观念以及官员个人能力等等全方位的改变。而决定这一切的是执政思维：是讲求对话商榷还是一言堂？中共在刹念稿风的同时，需要重建领导者的话语魅力。对于官员来说，领导者话语本来就不是枯燥乏味的“官腔”。在人类历史上感人的领导人讲话里面，比如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礼上的演说，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苏俄革命时期列宁一场场“广场演说”，其本身都堪称富有魅力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的官员，其奏折制策也大多言之有物绝少空谈。
这有待中共官员不断地学习和探索。王岐山说，他希望社会要宽容领导干部讲错话。这样说话的环境就越来越好，官员也越来越能自信地侃侃而谈。同时，可以通过建立道歉制度和辩论机制来鼓励官员不怕说错话，激发官员创造性地解说执政理念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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