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做了上任后的“第三次讲话”。在提到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时，习近平虽然为契合“82宪法”周年纪念的主题只谈及了法律范畴内的执政基本方式，但其中透露出的中共正在努力破除革命党残余思想、逐步向执政党转变的讯号清晰可见。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到领导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执政党的转变，有很多不彻底性和历史错位交织其中。对于新上任的习近平而言，逐步清除毛派革命党残余思想，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彻底转变，并解除因转变不彻底引发的执政合法性危机，是习任期内的一大考验，亦是一大机遇。
由“革命”向“执政”的转变势在必行
“82宪法”的颁行以及30周年无疑是具有历史标杆意义的重大事件，同样地，中共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也是习新政的一大“必修课”。这一“功课”，既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之所以称之为老问题，是因为在此之前，“执政党”不仅一直被提出，而且还成为了历次大会的“热词”；而之所以称之为新问题，除目前转变效果不尽如人意外，还与中共高层的轮替有直接关系。因为随着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的上台，人们也开始纷纷揣测，中共的执政理念会否有新的变化。
“执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早在毛时代的1954年，周恩来就在七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就指出，“我们的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随后的1956年，邓小平又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 具体到会议上，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中也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这样的表述。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之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三大报告在谈到党风建设时都使用了“执政党”的提法。
到了江泽民执政的时代，“执政党”的转变步伐并未减缓。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段表述后来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修改后收录，虽然内容没有用直言“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
胡锦涛执政的十年里，确立了“执政党建设的总体布局”，还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与此同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也成了一项推而广之的创新提法。
值得一提的是，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开幕当天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虽然没有花篇幅来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但还是将改进党的执政方式放在了重要位置予以强调。作为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报告，胡锦涛对“党的执政方式”的强调，其实也是对习上台后治国理政思路的昭示。
毛时代的革命思想根深蒂固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毛泽东执政的时代，是中共作为“革命党”的风起云涌的最高潮。当时，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际，所以首要的任务自然地落在了夺取政权、推翻“三座大山”、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从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新的国家政权上。而实现这一目标，是需要通过搞革命来实现的。从毛泽东多次阐释“革命”、“革命党”的思想，便可以管窥一二。比如，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道，“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此后，类似的革命思想，在1942年的《整顿党的作风》、1948年的《关于工商业政策》，以及同一年写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所写的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的文章中，均有直接体现。
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后，也就是被称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标志性界碑”的确立，结束了长期被旧国家政权打压、处于非法的被统治地位的历史，开始掌握国家政权，称为执政党。
不过，地位的转变容易，角色的转变，也即思想观念、政治意识和理论的转变，以及体制、机制和制度的转变却很难一蹴而就。一方面，革命年代，毛泽东拥有不可挑战的地位和威望，所以其倡导的革命思想自然也被奉为金科玉律来执行、贯彻。延续至今，党内很长时间以来未能形成与自身执政地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从而导致“执政党”政治观念和意识严重缺失。简言之，转变不彻底造成的后果便是，已经在搞建设了，开始执政了，结果用的思维还是革命党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任期内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使得“角色转变”跟上“地位转变”的节奏。
转变不彻底引发的执政合法性危机
按照中共的预期，如果革命党真正地转变为执政党，就可避免很多盘根错节问题的发生。其中，最为突出的，即是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但从西方国家屡屡在刻板成见基础上发出的“中国崩溃论”中，为了迎合或者找准命脉，将中共一党专制作为收揽中国民意和认同“砝码”的做法，加之国内确也存在着诸多诟病之言来看，转变不彻底引发的合法性危机已经很突出。
虽然一党制已经是当前中国的现实，而且西方的政治体制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这一点，胡锦涛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以“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弦易帜的邪路”做出了明确表态。其中提到的“邪路”，即被解读为“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虽然如何彻底实现转变，很多声音认为，应该切实加大法治力度，进行全方位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在彻底转变真正实现之前，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已经屡次爆发出来。
有学者分析指出，截至目前为止，中共合法性危机最为突出的两次是文革和1989年政治风波。文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邓小平及其同僚将经济表现，而非意识形态的服从作为执政基础，以此纾解了危机；“六四”风波引发的合法性危机，则是建立一种基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重新追求个人幸福的新的合法性。
事实上，之所以屡屡会有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追问，最为根本的原因是未能走上真正的“法治”道路。
也就是说，“人治”的思维依然如故。放在“革命党”与“执政党”的转变上，则是，已经是执政党了，却还在延用着革命党的思维。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进化了的“革命党”。
从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到近来出台的首部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共正逐步通过司法改革切实推进法治。而薄熙来事件发生后，胡锦涛也在今年的“7•23讲话”中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温家宝在此后的“9•29讲话”中再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显示出中共高层“依法治国”的决心，而作为新一代领导人的习近平更应该要好好利用这个契机。
习近平被寄予厚望
在即将到来的习时代，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习近平会否如外界所揣测的那样，成为一个有别于胡锦涛且积极进取的执政者。而在此之前，习近平与“执政党”已有了各种渊源。
2008年9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讲道，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性的党成熟过渡到一个将在中国长久执政的党。并表示希望所有的党员、尤其是官员皆能基于这个改变而有所调整。
就近而言，十八大前夕由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人民论坛》牵头发起的“新政治观”讨论，也被外界视作是习近平上任之前的保驾护航之策。有分析认为，“新政治观”中反复强调的主题“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2008年习近平的党校讲话相迎合，是在为习执政后的一系列转变“护航”；而党报合力党刊造势向外界推介中共的未来理念是进一步为其接班后施展拳脚夯实基础。
不管是党报党刊“舆论先行”式的保驾护航，还是各届领导层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决心，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如何实现转变上。对即将上任的习近平来说，面临的考验前所未有。相应地，机遇也是前所未有地呈正比例存在。如果应用得当，不仅习近平个人的执政能力得以极大凸显，而且对中国的整个未来，都是极其重要的的一次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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