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大还是法大？随着“82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纪念活动的展开，尤其是刚刚接任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言的广泛传播，关于党与法孰重孰轻的问题再一次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有分析指出，中共作为中国的唯一执政党，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也即兼任宪法和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以很难做到“一身清”，让民众心悦诚服。
习近平在讲话中以“三好一根本”归纳总结了现行宪法。其中“三好”包括：“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好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好宪法”；“一根本”是指“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的连声叫好，对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重视程度不言自明，同时也让“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有了答案。其实，现行宪法第五条已有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单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党大还是法大”理应毫无异议，之所以经常成为讨论的热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际状况并不如人们预想中那般尽如人意。因为确实有的领导干部拥有了权力之后，就依恃它而试图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一面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等口号接连不断地被强调，并下大气力通过各种场合来宣传；一面却是官场涌动的“暗流”，比如以权谋私、官官相护，将违法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行为辩解为“顾全大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比如在重庆事件中落马的王立军，身为公安局局长，在公开场合说得头头是道，私下里却动用私刑，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在无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因下属顶撞便将其关押300多天。凡此种种负面事实，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着“党大于法”的蔓延和扩散。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是习近平讲话意欲传递的重要观点。但在宪法如何实施的问题上，因为中共是中国长期以来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所以天然地承担着宪法和法律制定者和施行者的双重角色。类比地看，中共既充当着“裁判”，又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如何才能做到公正、公平，让民众满意放心，实乃一大考验。
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上，前国家领导人李鹏曾在1999年3月9日的日记中明确表示，“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按照李鹏的解释，中国法律的特点是把党的方针政策，经过法定的程度上升为法律，变成国家的意志。党领导制定法律，党也必须遵守法律。所以，自然地，党不可逾越于法之上。
无独有偶，1986年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当被问及“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也一度三缄其口，称“这个问题还真不好搞清楚”。之后绕了几个圈子后，才简单地阐述了一番中共与法律没有必然矛盾论调。2008年，中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在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发文称，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可以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这也意味着，执政党的主张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上升到法的层面，任何党派、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因为此文刊发载体----《北京日报》的官方背景，以及成思危的个人身份，所以该文发出后，引起了各界的普遍讨论和关注。另外，文章的核心要义也与习近平发言中提到的“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相契合。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党大还是法大，或者说“人治底下的法治”还是“法治之下的人治”，两者以谁为准的问题，绝非是可以迁就的、无足轻重的小事。虽然依法治国的口号人人敢于直接言明，但党大还是法大的讨论，至今还是一个颇为敏感、牵扯政治意味的话题。所以，这一附带着敏感性的问题本身，已经部分地道出了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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