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改作风，联系群众，评论员邱震海认为，改变作风比较容易，拉下个别贪官，省部级贪官也很容易，但要治理中国政经结合的市场经济内在逻辑，解开结构性矛盾非常不容易；对于中国未来的法治建设，邱震海表示没有信心，因为涉及中国文化基因问题和复杂的官员问题。
凤凰卫视12月6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蒋晓峰：紧贴时事，现在开讲。各位好，我是蒋晓峰。
中共十八大(专题)新人新作风，各位可能已经留意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专题)在十八届政治局常委和媒体见面会上简洁讲话，两位常委王岐山、李克强要求开会的时候不要照本宣科，要讲实在话，另外政治局的会议上面要求改作风，联系群众。
究竟怎么样来观察和分析中共高层刮起的这股新风，今天我们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
邱先生，如果说要改作风的话，还是有点抽象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股新风刮过之后有一些泥沙具像，我们也注意到了，最近有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因为违纪的问题被调查。前两天我们也注意到了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还有像黑龙江的双城人大代表孙德江这样的，怎么样来观察这些泥沙下来和中国刮过的这股新风呢？
“十八大(专题)”后：新人新政，点燃希望
邱震海：当然你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包括重庆黑龙江的，我认为这个层次比较低，这应该说跟中共这次的政治局或者政治局新上来的常委踏的这股新风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这个他多数是网民通过网络问证引起了，网民在网上爆料，然后雷政富然后包括人大代表，包括之前的，包括兰州市的市长等等，包括现在最新的是市民举报，好像是国家能源局的局长也被人举报，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网络，是公民力量的一部分，这个坦率的讲跟十八大(专题)以后的新人新政，我认为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但他的深刻的逻辑就是市场经济在不断发展，公民的意识，而且由于新媒体、社交媒体的产生，每个公民都是公民记者，每个公民都可以爆料，所以网络的监督坦率的讲比以前体制内的监督要更加有效，这是一个方面。
但你说到新领导层上任之后，有一些新的动作，这个倒是令我们比较关注的。因为现在十八大结束几个星期了，无论从习近平(专题)还是李克强、王岐山，还是整个的包括政治局的现在很多会议，都做出了一些规定，无非几个动作，一个是在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方面做出了八项规定。
这个八项规定让我们想起以前的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当时的共产党联系群众，那个轻车简从，完全不封路，果然现在也有消息显示，常委出去视察，参观的时候，明显的不封路了。
蒋晓峰：新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邱震海：对，这个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四川省委副书记的下马，这个刚刚十八大上，据说是被选为中共候补委员的，马上就被拉下马，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反腐的一个信号，包括王岐山的历次讲话。
习近平(专题)最近有几个动作我认为是可圈可点，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在前天，在12月4号，是1982年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30周年，整整30周年上的一个讲话，他明确提出他说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宪法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换句话说，就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那么再次重申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花大量的篇幅，相对比较多的篇幅来谈一下，习近平此举背后的意义以及八二宪法这部宪法对于整个中国，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个过去一百年宪政之路、法制之路、现代化之路整个当中的里程碑作用。
第二个就是习近平前几天接见了一批外国在华的专家，都是一些老专家，比如说有些专家长期在中国生活的，里面是讲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对外战略。坦率的讲，现在我们大家知道新领导层上台之后，上个礼拜我在这里讲过，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两会，是中国内政外交的一段盘整期，因为现在国家的体制还没有变，国家的领导班子还没有变，一定要等到明年两会之后，所以新的政治局以及他的常委在改革的思路，内政外交方面，他们不可能有非常大的一些动作出台，一定要等到明年两会之后，那么这段时间，无论在北京，我们看12月份有许许多多的论坛，还是知识分子，还是党的高层，都在思考下一步内政、外交、改革方向到底如何走。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关注这个盘整期，习近平前几天在接见一些外国驻华的老专家的时候谈到了他心目当中或者中共新的领导层的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个和平未来的对外战略，这个也非常引人关注，所有的这些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有几个粗浅的结论，第一个新人新政，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初步的显示出他的一个迹象，从工作作风，而且到实实在在的拉下一个省委副书记，省部级干部，到在宪法30周年上的讲话，到对外国专家讲话，宣示中国的对外战略继续是和平的，这两个是契机，一个是正好是宪法30周年，一个契机，让最高领导人有这么个机会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来表明，他心目当中或者他们这一代新的领导层心目当中对宪法是一个什么概念。
同时，借会见外国驻华老专家这么一个，也是一个契机，来宣示中国的他们心目当中的中国未来的外交走向是怎么样。所有这些专题对我们的观察员来说，其实大家都可以有所观察。
我想指出的是氛围现在很好，已经营造出了一种氛围，但是上个星期我在这里也讲过盘整期、盘整期，现在大家这段时间，新的气象会出台，新的改革的思路会出台，会通过很多言语，会通过很多小的动作会出台，但大的东西可能到明年两会之后才会出台，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改变作风是非常好的，因为给人民一种希望，一种新的气象，但是改变作风是比较容易的，坦率的讲拉下个别贪官，省部级的贪官也是很容易，但是真正要治理中国的现在通过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20多年，这个政经结合的这个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这个结构性的矛盾要解开不容易的。
所以他需要未来智慧，需要良知，需要勇气，也需要很多艺术，政治是需要艺术的。所有的这些，我觉得一方面予以高度的肯定，在十八大之后确实新人新政，点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未来的结构性矛盾他的困难和复杂的程度，而且这种改革，我认为点燃人民心中的希望是需要的，但是上星期我在这里讲过，我们要有一个目标的设定和具体的路径的一个安排，在这方面千万不能低估他的难度。
所以一开始的希望是需要的，但后面也许设定目标和途径，途径的设计可能更加重要。
蒋晓峰：的确是对前面的难度有充分的估计，才有可能有相对的充足的这种思想准备来克服这些难度。
好，我们这一节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邱震海先生会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中国法的精神的一个建设。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蒋晓峰：欢迎回到《时事开讲》。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样的性质就注定了宪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效力。前两天在北京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颁布和实施30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活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也有讲话，说任何个人和组织不能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为什么要重新来弘扬这种法的精神呢？我们来继续请教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
邱先生，其实宪法我们知道他是法上的一个法，根本大法，应该说跟我们公民具体打交道还是一些普通法，为什么要这次来重新弘扬这种宪法这种精神，重提法治建国，它传递的是什么信号呢？
中国现代化：百年艰难的宪政之路
邱震海：因为它有一个具体的契机就是1982年，当时公布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今年的12月4号整整30年，当时是1982年12月4号公布的。这个当然他有一个具体的里程碑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几个里程碑，最早是1954年公布的，然后中间经过几轮的修改，当时1975年的时候，在文革的后期，又公布了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当然是非常荒唐的，然后到了1982年改革开放的早期然后又公布了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坦率的讲，虽然经过后来也有几次小的微调的一些修改，比如说2004年也增加了一些条款，但是基本上1982年这部宪法到现在是非常稳定，一用就是30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应该说，非常坦率的承认这是到目前为止最稳定的一部宪法。宪法不能老是更改的，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立下的原则就是立国之本，如果一部宪法就一些小的原则修改，如果宪法做一些大的原则上的修改，这个国家的政治以及他的社会整体是不稳定的。所以1982年，不但到现在维持了一个基本的宪法的稳定，同时他里面1982年，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的很多原则具有开天辟地的一些破天荒的一些作用，等一下我们再讲，比如说他确立了宪法至上的观念。
我们知道宪法是根本大法，虽然说我们现在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常识，但是1982年，在宪法上真正能够写上宪法至上，当然这个30年，宪法被实施了多少，人们心目当中宪法是不是真正具有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等下我们再谈，至少观念上已经确定起来。
第二个，他是确定了人民权利需要得到保护的这么一种观念。你千万不要小看人民权利需要得到保护，在1982年不但能够写进去，而且把原来人民权利要得到保护，在原来宪法上的第三条，在1982年宪法提高到第二条，而且对人民权利的保护是写在对国家机构的权利之前，大家如果仔细去阅读这个1982年宪法，这个在当时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
我们不要忘了，1982年是什么，1982年是个改革开放仅仅3年之后，当时很多陈旧的观念，当时中国还是计划经济，当时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么一种经济学上的概念都还没有提出来，我们知道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羞羞答答，有很多曲折的弯路走的，从一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后来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后来的商品经济，到1992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我们要实行的完全意义上的成熟的市场经济。
所以在1982年，我们要看到当时历史环境能够提出人民权利需要保护。到了后来2004年又经过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改，正式加进了人权这么一种概念，所以一步一步他有一个逐步的循序渐进的一个提升的过程。但是回过头来看1982年，在文革仅仅结束6年，改革开放仅仅开始3年，当时就能够提出宪法至上，而且人民权利需要得到保护，而且人民权利是高于国家机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三个，1982年这个宪法是对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他的任期明确的做出了规定，就是任期只有五年，连任不能超过两届，这个作为宪法上根本规定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到了80年代末，乃至到了90年代中期，党的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以后，你看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都知道，每过十年，就是一代领导人，就是一届领导人的一个替换，这已经成为一个铁的规律了，这个坦率的讲是从第三代领导人开始的，从1997年开始，然后到了2002年，第三代领导人平稳的把这个权力交给第四代领导人，然后今年的中共十八大又是平稳的第四代交到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五代领导人身上。
所以未来中国可以相信，没有一个人无论是个人也好，或者一个小团体也好，可以凌驾于这个规定之上，不可以连任超过两年，而且没有一个任期可以超过5年，这个也是，现在也许我们再过二三十年看起来，这也是一个常识，但是对1982年的时候，能够确立这么一个规定，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贡献。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纪念1982年我们现在称之为八二宪法是非常有意义的。正好今年2012年，我们知道是中国当时1982年这部迄今为止人民共和国最稳定的一部宪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30周年。同时，2012年正好也是个巧合，1912年的时候，当时辛亥革命一周年之后，孙中山他们公布了一个当时的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领导人公布了一部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现在正好100周年。
如果说我们去回顾中国的立宪进程，坦率的讲在清末，当时慈禧太后清末这十年有一个清末新政，他们已经认识到当时中国这样腐朽的封建制度是无法维持下去的，他们已经开始去努力的去考察，包括欧洲、英国、美国等等这些先进国家在内的他的整个成功之道，然后他们发现其实一个国家真正的成功，不光在于他的工业化、城市化，不光在他的物质现代化，同时也包括他的政治框架的现代化，而政治框架现代化就有两个，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新政。民主是手段，以选举委特征的民主，选出自己的最高领导人，而真正保证无论这个选举过程的平稳还是未来执政的长期的长治久安是宪政，所有的政党，所有的个人，所有的团体，所有的经济，社会全都是最高，所有组合起来，中国以前的我们的古书里面称之为宪法，所以这个在清末当时的领导人，虽然历史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机会，我们今天不谈历史，后来有了辛亥革命，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领导人，依然捡起了宪政治国的这么一种，可以说这么一种他们的经验，他们的一种传家宝，所以在1912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是我们看看中国现代化100年，到现在辛亥革命100年之后，我们看看其实走的很成功，物质层面上走的很成功，要不然我们就不会有改革开放30年如此的成功，物质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包括军事现代化，国力迅速的延伸，在经济和制度层面上，还是有很多摸索的空间，就到底如何使真正的物质现代化长治久安。我一直说一个政治框架非常重要，像今天我们在这儿做节目，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节目，可以是思想的盛宴，可以是一个学术的殿堂，它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防震、是防雨的，这个房子是有空调的，是有空气的，这个房子是有灯光的，同时我们知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房子结实的话，我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只要你我依然健在，我们还可以回到这个地方，依然进行我们一场思想的盛宴，学术的殿堂的思想交流，这就是框架。
如果没有这个框架，可能我们今天我们再好的思想盛宴，他都是偶然的，说不定一颗炸弹就会下来了，我们就没了，说不定一个地震我们就没了，说不定一阵暴雨下来，就会影响我们的节目的质量。
蒋晓峰：您是说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邱震海：所以整个的制度和政治的框架，它是保证物质现代化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说我们做节目是物质现代化，那么整个房子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框架。从西方现代化的经验上来说，就是民主，尤其是宪政，当然民主有很多民主，有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现在我们东方包括这次中共十八大把协商民主提高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上，这个我们当然都可以讨论的，但是宪政至少是过去500年，在西方现代化历史上已经被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东方我们可以继续去探讨我们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有些数学题是不需要重新再去验证的，1+1就是等于2，没有必要我再去证明一下1+1就是等于2，但是我们未来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创造，所以这个100年，中国人走的很辛苦，在物质层面走的很辛苦，也走的很成功，部分的完成了使命，物质、军事、国力的现代化，但是部分还在继续摸索。
从立宪这个进程上来看，我们看到1912年当时中华民国这个临时约法开始出来之后，当时的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代民国领导人，就是共和体制下的领导人，他们已经认识到用通过立宪整合来建国、来治国。但是非常不幸的是由于中国整个的军阀混战，由于中国许多其他的问题，用我的概念上来说，就是中国我们这个民族，古老的民族缺乏思想启蒙的进程。
所以任何立宪的进程，任何一种温和的改良的进程，都会被迅速的被挤进的革命所打败，所打破。
所以后来你看无论是军阀混战还是民国，后来陷入一些混乱，然后非常迅速的我们就进入了革命的进程，我们从原来的宪政治国，立宪救国，非常迅速的进入到了革命救国，这革命救国一晃又是几十年过去，一直到1978年之后，邓小平重新开启改革开放，我们再开始了重新的和平的救国的进程。
改革开放30年或者34年到现在，非常成功，物质层面非常成功，等等非常成功，但是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当时100年前的原点，我们又开始面临一个房子在哪，我们这个防雨、防震，我们这个空气新鲜的房子，而且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房子到底在哪里。
所以从精神、从制度层面上来源说，今天的中国又跟100年前的中国，又回到了我们精神和制度层面的原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念八二宪法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不但是纪念八二宪法，我们要借着这个契机重新来回顾，来整理，来梳理过去100年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我们立宪进程。谈到立宪进程的话，100年我们也不可忽视在台湾的中国人，这个1946年这部宪法，至少到目前为止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蒋晓峰：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邱震海先生为我们来梳理一下在一个古老的东方怎么样来尊重一种西方的宪法的精神。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蒋晓峰：欢迎回到《时事开讲》。古老的东方中国是一个有特色的国家，这个国家特别是讲关系重人情，但这种关系和人情和权力相结合的时候，难免会出现问题，怎样在一个重人情、讲关系的国度实现法制，我们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邱震海先生我知道有一本书是叫《总统是靠不住的》，他讲的是人性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弱点，不光是总统，普通的公民可能也会有机会去犯错的话，可能也抵挡不住这种诱惑。
那么这种人的修养或者说人的素质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需要有这种法制来归管他们的行为，是不是这样子？
中国的法制之路依然漫长崎岖
邱震海：对，我们知道，中国人以前我们的《三字经》里面第一句话，开头第一句话叫“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东方人假设人生出来就是善的，但如果你去在西方的语境当中，这句话要改了，叫人之初，性本恶，西方的现代的民主和宪政假设人，人的天性就是恶的，正是因为你恶，所以我用一整套制度来规范你，也许你未来会变好，那是一个偶然，但是你的恶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说人之初，性本善，既然是人之初，性本善，我就不要体制来规范了，所以这个是体制背后，某种程度可以说明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立宪百年，如此的艰难崎岖后面一个集体文化基因的一个原因。
与此同时，讲到宪法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应该有100年的进程，虽然很崎岖，磕磕巴巴，但是至少100年中国有宪法，1954年也是宪法，1975年也是宪法，1946年到迄今，在台湾也是非常成功很稳定的中华民国这部宪法也是宪法，但是我要说的是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这是两个概念。法律只是有了，你看我们今天去跟国际社会交往的话，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包括在知识产权等等立法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很多问题都有立法了，但是中国的问题是执法的问题，有法不依，守法的问题，这背后又有某种程度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某种程度又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最后两个问题，说三点，第一点我认为在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的文化基因上，也许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要法治，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制是制图的制，而不是三点水治理的治。在英文当中这个制度的制叫rulebylaw，为什么呢？那是统治者制定法律，统治者运用法律来完成他的统治，统治的主体依然是这个统治者，法律只是统治者手里的工具而已。
真正的法治，三点水的治呢？就是我们标题上中国的法治制度依然漫长崎岖，那是ruleoflow，让法律自我完成他的治理，所有人都能够归依在法律之下，这一步能不能跨越，如何跨越，背后在多大程度上御着我们集体文化心里的障碍，这是一个开发的命题，供大家思考。
第二个问题我以前一直讲过，市场经济四维一体，有市场、有政府、有社会，这三个部分都没问题，在中国现在正在慢慢的在做，到最后一步法治，我在很多演讲当中我说，我对中国未来能不能有独立的法治，我不是没有信心，我是非常没有信心，这里面涉及到中国的文化基因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我们目前很多官员的问题。
第三个，很多朋友在说未来的行政体制改革等等，其实做到最后，其实就是三个问题。一个是党，一个政，一个法，就是一个是执政党，一个你的行政机关，你执政党的权力如何通过你的行政机关体现出来，而不是通过党的意志来决定出来。最后这个法跟党和政之间这三者是什么关系，这个坦率的讲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时间里面，我觉得都是会使中国的政治学家非常头疼的问题，但是这一步中国必须要走的，因为以前我一直说过市场经济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那是一条不归之路。市场经济最后就是法治。
蒋晓峰：对，法治之路是崎岖而漫长的，希望中国看到ruleoflaw，就像您说的。
今天非常感谢邱震海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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