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圆满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中国才能获得和谐与稳定，政改才可以真正进入统治者议程。
中国的民族政策来自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与西方颇为不同。
首先，中国有成文的“民族政策”，而西方国家一般没有。其次，中国的政策规定要“确认少数民族成分”，即每个人的民族属性必须由政府确认，并在身份证上显示，而西方国家的政府一般不会强行分辨民族，更不会在身份证上显示这种私人信息。最后，中国有明确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各个自治区、自治州里，地方政府习惯以“民族”为主体来分配公共服务资源。
中国民族政策的出发点是传统的“分而治之”，而其政策在计划经济国家、或是基础设施落后的农业国都相对容易成功。斯大林用高压创造了苏联举国表面上的一致，铁托的南斯拉夫创造了和谐团结的民族乐园，只是都未能维持到底。
斯大林和铁托的民族政策的失败原因在于国家发展本身，过去简单推行的政策未必适合已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工业化强国。在资金、资源、信息、人力可以在境内自由流动，竞争极为激烈的环境下，倘若主观划定出一个族群，用软性的手段令他们聚居于封闭的内陆区域，并不断强化他们对族群概念的认同，这个族群将必然失去竞争力，沦为政府庇护下心怀不满的弱势群体。
由于民族政策牵涉的问题太多，改革成本太高，苏联、南斯拉夫和中国都走了抱残守缺的弯路。为保稳定，三国政府都采取了“小事胡涂，大事不胡涂”的战略，一方面对明确存在的分裂势力进行坚决打击，另一方面则尽可能满足少数民族的各种需求，甚至给出“两少一宽”、“三个百分之六十”之类的政策。苏联和南斯拉夫在这条道路上无疑失败，中国也正在受到折磨。
中国民族政策如何走下一步？拉萨“三一四”事件和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发生之后，中央政府对新疆和西藏展开了密集调研，并对许多政策实施一些调整。我对改革的方向给予五个方面的建议。
一、“参照美国经验”。中国应该汲取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所积累的经验。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国家对公民采取以个人、而非民族为出发点的管理政策，对民族之间的通婚、迁移和同化不设丝毫限制，崇尚民族的“融合”而不是“团结”。美国的民族政策毕竟经历过南北战争后一百多年的考验，已经证明基本成功。只有在中国实行类似美国的民族政策，中国的维族、藏族人才会像美国华裔居民一样认同自己所在的国家，而非民族。具体而言，中央政府总有一天务必下决心，把每一个中国公民所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上面的“民族”一项去除掉。
二、“推广汉语”。不懂汉语者在中国社会上寸步难行，不可避免沦为弱势群体。中国政府在边疆地区保护当地语言文化的同时，必须积极推广汉语教学。教育机构应该确立一种观念，即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不同，在自己家里人们当然有权用任何语言发表任何观点，但在公共领域里，公民必须掌握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只要所有公民都掌握汉语，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民族问题”必然自行消亡。
三、“快餐文化产品”。目前中国文化界由市场主导，少数民族由于市场太小而被主流公司漠视，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化上的极度空虚。政府应该组织力量为好莱坞、宝莱坞电影、韩剧配制民族语言字幕，并免费在电视和网络上散发，给予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足够的消遣。政府可以向穆斯林青少年提供内容丰富的网络游戏，它可能成为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有效途径。
四、“拆迁扶贫”。欧美几百年前的经验证明：“无恒产者无恒心。”在新疆，容易被恐怖主义煽动的居民往往是底层贫民，而仅发放现金的福利措施又有养懒汉、促进生育的副作用。我建议政府仿效北京等城市的成功经验，寓福利于拆迁，寓维稳于建房。政府可以利用城市改造、新农村建设、牧民进城等机遇，尽可能为边疆民众提供贷款帮其买房，然后适当提高房价，使更多民众凭借拆迁补偿款和高价地产进入中产阶级行列。一旦民众主体变成人为制造的中产阶级，其生活方式将必然发生巨变，出生率将迅速下降，对社会的认同感则将提高。
五、“抢在政改之前完成民族改革”。现在爆发出来的种种民族问题基本上都是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而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内地与边疆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许多现有的和隐含的问题还将更激烈的爆发。这些问题将给边疆地区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极大的阻碍，并打乱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要避免这个定时炸弹的爆炸，唯一的出路是与时间赛跑，在不可避免的政治改革之前解决民族问题这个大包袱，建立出无论如何改革、如何发展也不可能导致分裂的经济环境。只有完成了这一艰巨使命，中国才能获得和谐与稳定，政改才可能真正进入中国统治集团的议程。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