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审理薄谷开来案以及王立军案后，重庆事件的重头“薄熙来案”一直悬而未决，然而围绕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一系列清算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在清扫完薄案的“外围碉堡”后，薄熙来案就将盖棺定论。相对与具体的个案，思想理论界对薄熙来在重庆所作所为的讨论和反思显然更为重要，以此来从根源上认清、摒除以及防止重庆事件的借尸还魂。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财新《中国改革》联合在北京召开了“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重庆事件被称为“重庆逆流”，宪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童之伟教授在研讨会上以“重庆逆流及其教训”为题发言，称重庆逆流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仅指薄、王的倒台的过程，而是指自薄到重庆当权起，薄、王一起胡折腾，一直到他们在重庆彻底败落的整个过程。
“重庆逆流”分为三个层次。薄熙来在重庆的执政，以“打黑”为发端，利用手中的极权，使得“打黑”这样特殊的维护社会秩序手段，代替了正常管理社会的方式，被指为“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通过这种非正常的社会管理方式，以不真正公开、限制律师辩护的草率刑事司法程序“合法”地将一大批最大的私营企业家的资产、财产变相没收；削弱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对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实行变相剥夺，是与中共的改革开放道路相向而行，动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
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
打黑是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合法正常地行使职权，适用刑法第294条，追诉黑社会性质犯罪行为的职能活动。而具体到重庆，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司法缺乏独立性，薄熙来等人轻易地将打黑从维安手段转换成社会管理方式。
社会管理型打黑有一些显然不同于维安手段的重要特点，其中包括：它由政治领导层以运动式执法方式持续推进；党的地方组织及其下属机构 强力介入，导致法院、检察院违反法律规定，放弃应有的独立性，与公安部门一起违法变相合署办案； 违反法律的规定和精神，成立职权跨越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的全权型专案组；把不依法办事作为达到管理目标的基本策略；变相剥夺或最大限度压缩刑事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和获得辩护的权利；违反法律的规定和精神搞不公开或半公开审判；在相关地区以暴力威慑制造“ 寒蝉效应”，等等。
而在文强案、李庄案中，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危害可见一斑。有法律界人士对文强案的量刑存疑，认为文强罪不至死。而李庄更是在日前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并正式提出申诉的请求。
而打黑基地、审讯内幕、嫌疑人遭到虐待，更骇人听闻的是打黑基地里的警察，下手有恃无恐，“打死了上面有王立军”，几乎成了这些警察的口头禅，充分暴露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粗暴、野蛮以及对法律秩序的践踏。
“合法”夺取私营企业财产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重庆俊峰集团老板李俊被“打黑”内幕，称李俊向中国军方购买了位于重庆的一大块军事用地。他计划将这个地块开发成名为“香格里拉”(Shangri-La)的豪华住宅项目。但在这宗交易达成后不久，李俊所在区的区委书记就要求他将该地块让给政府，以改建成一座公园。
在几次回绝这位区委书记及其亲信后，李俊在2009年初发现，自己已经成了警方调查的目标。
接着，李俊被逮捕。2010年3月5日，李俊在缴纳“罚款”4000万元人民币（1人民币=0.161美元）后获释。专案组还提供给他若干文件，其中表示他们没有发现证据显示李俊有过犯罪行为，称李俊应被视为良好公民。但没过几个月，有人匿名警告他，他可能很快会被再次被捕。李俊逃亡海外，其妻子及31名家族成员和公司员工在他出逃后立即遭到逮捕，他几乎所有财产均遭没收，估计达45亿元人民币。
李俊案在重庆打黑期间并非个案，律师李庄表示，根据非官方渠道统计，重庆打黑没收了上千亿元的资产，而国库显示入库才9.3个亿。李庄说，大家都在期待官方公布真实数字，重庆打黑期间，公安局合法或非法没收的数千亿资产，除去丢失损坏监守自盗和随案移送上缴国库的以外，应该给民众有个明确交代。动摇经济基础
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及相对应刑事司法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偏好“一大二公”，歧视私营经济，将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利用非按劳分配方式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积累起来的财富视为不义之财。这样做，咋一看既壮大了国有企业、补助了地方财政，又缩小了社会的收入差距，但却同时使党和国家失掉了信用，宪法法律失去了权威和尊严，得不偿失。
对于私营企业主的“打黑”是在中共国家机关的名义下进行的，因而在全国范围内极大地加剧了民营企业家阶层的人们原本就存在的对自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担忧。在这种背景下，民营企业家阶层近年来对他们在中国的前途普遍日益丧失信心，出现了加速向海外转移资产乃至举家移民的趋势。
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因此，重庆“打黑”是与中共的改革开放道路相向而行，动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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