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李作鹏企图嫁祸于山海关基层场站，掩盖自己的罪行。9月13日下午5点多钟，李作鹏的秘书给山海关场站去电话，要求改一下李作鹏给山海关场站的电话记录----
林彪的座机是怎样从秦皇岛海军机场飞走的呢？这个问题涉及到难缠的李作鹏。
9月12日晚上8时15分，林立果私自乘256号专机落到秦皇岛海军机场后，周总理得到情况报告，林彪有可能乘256号逃跑，他采取了一个万全之策，指示私自飞到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
9月12日23点35分，李作鹏在给海军山海关机场下达命令时，怎么篡改的呢？他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李作鹏亲自用电话告诉山海关机场：“告诉你们，他（指林彪的专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个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林彪乘256飞机叛国后，10月9日，周总理特意调阅了山海关场站电话记录，见李作鹏已经篡改，总理在旁边批示：“我说要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周注”，充分体现了周总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李作鹏在东北是林彪的参谋处长，他的谋略表现在为人不老实和狡黠上，在法庭上就是不承认自己有意识篡改了周总理的指示。他说“一起下命令这话不记得有，就是说四个人指示才能起飞”。
法庭问：“你打过几次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指示？”
他开始谎话连篇地说：“就打过一次电话”。然后又说一个谎话：“给山海关场站值班员传达过一次，给场站的政委传达过一次。没有叫接电话的人复诵，是我一个很大错误。”
然后法庭立即传山海关场站航行调度室主任李万香到庭作证。
李万香作证说：“1971年9月12日，从23点零5分到零点零6分，李作鹏打来4次电话。我回过一次电话，共5次。第一次，总机转来李作鹏电话，他先问我姓名、职务，我回答后，李作鹏问：‘今天下午来了一架飞机吗？’我答：‘是的。’他问：‘什么时候落地的？’我答：‘20点15分。’他又问：‘没走吧？’我答：‘没有走。’他说：‘好的，好的。’”李作鹏等于先摸了一个底儿。在他问场站之前，他显然已经得知林彪晚间有行动。但他没有向周总理报告。他有没有与黄永胜通消息？他迫不及待地报告了黄永胜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这个非常情况他不报告？
12日夜间23点35分，也即林彪坐256专机叛国前57分钟之前，李作鹏给山海关场站去了第二次电话，说：“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四个人其中一个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23点44分，李作鹏打来电话问飞机号码。李万香回答是：“256”。
接着，李万香打电话报告负责林彪专机的调度主任李海滨，核实飞机号。李海滨说不能回答是256，还是讲252（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为应付周总理追查临时把256专机号改为252一般飞机号）。
李万香说：“23点50分，我又打电话报告给了李作鹏”。
第5次，零点零6分时，李作鹏又来电话说：“中央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23点35分的电话，李作鹏叫李万香复述了电话内容。李作鹏强调“四个人中间任何一个人放飞均可放飞。”
周总理作出控制林彪专机起飞的决定是在23时35分之前。李作鹏如果坚决执行周总理的命令，林彪的飞机是不能飞出秦皇岛海军机场的。李作鹏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站在林彪叛国集团一边，拒不不执行中央的命令，故意把林彪放走。这也充分表明李作鹏是林彪集团的死党。“913”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李作鹏企图嫁祸于山海关基层场站，掩盖自己的罪行。9月13日下午5点多钟，李作鹏的秘书给山海关场站去电话，要求改一下李作鹏给山海关场站的电话记录。李万香态度坚决地说：“没有记错，也没有听错，不同意修改”。
法庭还宣读了山海关场站航行调度室的值班记录。
李作鹏的认罪态度远不如吴法宪和邱会作。
他是一错再错。9月13日零时20分，256号专机准备起飞，尚未发动时，山海关场站领导感到事态严重，站长潘浩，司令部参谋长佟玉春，政委史岳龙，副站长赵雅辉集体研究决定，由站长潘浩打电话请示李作鹏，李作鹏重复了四个人其中一个人指示放飞可放飞的指示。佟玉春在一旁提醒潘浩：“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作鹏耍了一个天大的花招，说：“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
然后，副站长赵雅辉还有一个行动。他到庭作证说：“9月13日凌晨，我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发动了，现在正在滑行。李作鹏问飞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往外一看，报告李作鹏，飞机到跑道了，飞机起飞啦。我问李作鹏有什么指示，李作鹏答‘就这样吧’。”
然后，场站几个领导茫然，我们一个基层场站怎么直接请示周总理呀？李政委怎么糊弄我们基层干部呢？
这就是李作鹏多年当参谋处长的狡黠之处。
李作鹏就这样放走了林彪的飞机。李作鹏害了林彪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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