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12月11日发表社论指出，在莫言之前，有没有中国人得过诺贝尔奖？有，但他们，包括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高行健，他们都不是中国籍。难道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公民得过诺贝尔奖？有，但那唯一的获奖者，现在却关在中国的牢里，他就是刘晓波。
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或许可以更清楚看出莫言获奖的意义。诺贝尔奖对中国而言，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成就奖，而是凝聚了一百多年向往与挫折的投射焦点──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与肯定的想望，及久求不得累积的挫折。这种挫折有着相关却不尽相同的两面，民族文化的一面，和国家政治的一面。
物理、化学等科学领域选出了华人血统的诺贝尔奖得主，有助于纾解中国大陆民族文化面的挫折，却对国家政治面没有帮助，甚至还反而强化这方面的挫折。尤其是高行健和刘晓波先后得奖，一位是不认同中共政权的自我流放者，一位是坚决的内部异议分子，诺贝尔奖肯定的价值，显然与中国国家立场相反。
不管莫言喜不喜欢、同不同意，他就是第一个认同中共政府，也为中共政府接受，又为诺贝尔奖表扬的中国人。和其它受奖者相比，和中共政府的友善、密切关系，很自然地凸显出来了。
于是莫言在这方面的所有表现，也就无可避免一定会被放大检验、讨论。放在这样的中国与诺贝尔奖的纠结中，人们首先看到了，用来定位莫言的，不会是他的文学，不会是他的创作者身份，而是“他不是一个异议者”。
有人因为他不是个异议者而特别赞扬他，也就有人因为他不是个异议者而痛诋他。莫言的确不是个异议者，他甚至不是一个特别关心社会，对社会抱持特殊意见、立场的知识分子。这是个事实，不会也不能因为他得了诺贝尔奖就改变了的。
不过重点在：莫言不过就是和中国大陆的几亿人一样，没有选择作为一个异议者，他和中共当局的关系，不比绝大部分大陆人民紧张，也不比绝大部分大陆人民紧密。从他的作品和他的行事上硬要将他描绘成体制的奴才，那是不公平的深文周纳，过激罗织。
几亿人都采取了这种非异议者的立场，却只有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答案显然还是只能回到文学的领域里来寻找。
社论指出，一年只颁一次，只有一位得主的奖项，一定不可能意味着得主就是“世界第一”，把其它人都比下去了；而是他的成就到达了最高的层级，在和其它同等级的大家相较下，今年对他有利的条件特别多，于是由他获奖。
莫言的作品创造了一种可以承载丰富意象与奇情幻想的乡土语言，已知描绘了一个看来既亲切又陌生的“高密东北乡”，这是项了不起的文学成就。
莫言对于小说孜孜矻矻的长久追求，能够在不同篇幅的小说中自在优游地书写出不同的文学感动或震撼，可雄浑可鄙琐可高贵可粗俗可残酷可温柔，这又是项了不起的文学成就。
莫言的小说，出入于写实与魔幻之间，呼应着国际文坛的浪潮，然而却又不仅只是片面模仿既有的技法，带着自尊与自信，他不断琢磨、实验自己的小说理论，尤其是关注故事与说故事的人的神奇关系，这方面，他也自有不容忽视，可以提供其它人借镜的成就。
莫言的成就，可以和之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各国大家，无愧并列，平起平坐。莫言对于中文的原创性开展，更是足以让同属华文世界的我们欣慰可以不经翻译直接阅读领会。
社论最后指出，我们衷心期待，政治上的激情争议是一时的，而文学带来的深沉感动与思考，可以更为长远。莫言无可选择、无可逃避，必须要在争议中领取这历史性的奖项，但愿争议尘嚣落下后，世人能够回归文学本位，认知莫言对于华文文学，乃至于世界文学的确实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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