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呼唤中南海新思维

“最牛钉子户”的权利不被保护，国家就在和其他社会集团竞争公民的忠诚中失败，人们以后会另寻保护人，不再对国家效忠。　

当《物权法》刚获颁布，重庆就出现“最牛钉子户”高擎国旗在十几米深坑中的孤楼上抵制拆迁、誓与祖产共存亡的壮烈场面。这一爆炸性事件，挑战著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呼唤著他们的“新思维”。一个能够创造历史的领导人，应该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不仅不把维权看作是对国家权威的挑战，而将之视为自己的权力资源、一种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的绝好机会。

其实，一些重要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都反覆抱怨的中国人一盘散沙、缺乏国家意识，并非什么国民素质问题。人是社会的动物，要与别人合作，又要与别人冲突，经常处于被侵犯的危机之中。他对谁忠诚，取决于谁最能给他提供安全感，提供最有效的社会服务、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当家族提供了这种安全感时，他就会家族至上；当部族成为他的保护人时，他就对部族效忠；当地方政权为他说话时，就强化了他的地方认同；当国家保证了他的一系列权利时，他就成了手捂胸口对国旗宣誓的公民。现代世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而民族国家的崛起，正在于它证明了自己比部族、宗教组织和地方政权等更能为个人权利提供有效的保护。中国近现代史上国家意识的阙失，恰恰说明“国家建设”(state-making)的失败。

看看欧洲民族国家的起源就能明白。英王室在中世纪时本是欧洲群雄中的一个弱支，到十六世纪时，还有被西班牙帝国灭掉之危险，国力比法国也差上一截。但是，英国最后崛起为世界帝国，原因之一就是其“国家建设”的成功。

举例而言，在英格兰的封建体系中，农民主要是效忠自己的领主，国王远在天边，无法建立和其臣民直接的纽带。但是，当人们和领主发生纠纷时，领主的法庭就不是一个理想的讨公道的地方。英格兰的地权和中国有形式上的相似，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英格兰人在这些“王土”上，享有各种传统的权利，受习俗和法律的保护。比如，领主在人少地多时，迫不及待地把土地出租给农民，定的租额甚低，租约也是终身甚至可继承的。可是，当人口增长、土地升值时，领主就想增租，或者把佃户赶走，让财力雄厚、肯出高价的大佃户承租，这就大大侵犯了在地农民的传统权利。这和重庆地方政府在地价升值的情况下强迫原住户迁出祖产，让出价更高的开发商占有土地的案例很有些神似之处。只不过，在英格兰，领主并非总能得手。农民们出现纠纷，拒绝向领主法庭上诉，而是跑到国王法庭讨个公平。国王法庭当时不断扩张，工作更有效率，而且更倾向于保护弱势的权利，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久而久之，老百姓觉得国王才是他们的保护者，对国家的忠诚也就超过了对领主的忠诚，渐渐有了国家意识。英国王室后来不仅在内忧外患中自保，甚至越战越强，竟打造出一个“日不落”帝国，这是重要的民意基础。

如今许多人说要警惕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从另一个面向看，民族主义一直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完全没有也会“国将不国”。比如美国人爱起国来，有宗教般的狂热，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问题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往往是在“参与性”的政治过程中产生的自发情操。当人们觉得“国家”是自己参与的结果，是自己的创造物时，才会有强烈的效忠意识。美国的民族主义，建立在其选举政治中公民参与的基础上。文革时代，我们上街游行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表达的不是什么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国家权力进行政治动员的表演。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一大原因在于老百姓在国家事务中逐渐能听到自己的声音。特别是网路媒体的兴起，让国民在广泛的事务中发言，在他们中间培植了一个“想像共同体”，彼此之间建立了强烈的连带感，进而把这个拆迁户的权利也看作是自己的权利。

重庆拆迁户打起国旗，正是表达了这种参与性政治过程所塑造的民族主义精神。他向中国的政治领袖提出了挑战和机会：这面旗子保护了我的公民权利，这是我对国家忠诚的理由！如果他的权利不被保护，国家就在和其他社会集团竞争公民的忠诚中失败，人们以后会另寻保护人，不再对国家效忠。但是，如果国家有效地保护了他的权利，那么不仅是对他，而且对所有和他有连带感的公民都传达了一个强烈的资讯：最后还是国家能够保护你们的利益，国家没有辜负你们的忠诚！

当年费孝通先生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我觉得还要加一个“强国家”。政府小并不意味著国家弱，看看当年的英王室就是一例。相反，当政府退出经济和社会领域，并为公民提供有效的权利保护时，就在小政府的基础上建设了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