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习李新政”满月之际，年度“重头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5日-16日在京召开，这是中共换届之后的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由李克强主持，习近平发表讲话，温家宝最后一次以国务院总理身分总结今年工作，提出明年发展主要任务。1个月以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转作风”、“改革红利”说、“中国梦”、反腐风暴等等，新一届中共领导班子为中国民众带来了几分惊喜，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习李在经济领域施政思路的首次全面展现，重要性不可小觑。
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对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稳增长、调结构、抓改革、惠民生”。结合李克强近期讲话明确表达改革的方向和策略：“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来看，分析人士认为，还富于民，正是在利益增量上下功夫，对经济增长，提高新政府的民意，促进转型都有积极意义，也正是习李经济方略要义之所在。
来年“要增长” 淡化GDP指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每年的年度“重头戏”，特别是今年，中共刚刚换新一届领导班子，海内外都在等待“习李体系”释放新经济信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进，开拓创新，扎实开局。会议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及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会议还提出，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增强操作的灵活性。从这几句话看，一般认为中国明年的政策导向没有任何变化，仍将是“稳增长”的一年，此前在《分析：习李经济不踩刹车 欲2021前超美》一文中，已经做出过分析，虽然台面上的词汇仍是“稳中求进”，但从习近平在12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经济增长必须是没有水分的增长”，并且会议新闻稿中，对发展目标用“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代替了此前的“平稳较快发展”来看，潜台词实际上是“要增长”，相信多管齐下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很可能成为明年经济政策的一个亮点。
参与政策研究的人士也向透露，为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政策会跟到位。进一步减税、加大企业兼并重组力度、加大对科技投入的鼓励都是明年可能的政策扶持手段。政策方面会营造宽松良好环境。这个说法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增强操作的灵活性”，提法一致。
上述人士同时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提出一个关于宏观政策的描述，比如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不用太过于深究其中政策内涵，往往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和实践并无太大关系。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所指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到底意味着什么。决策层此前一般将焦点放在GDP、CPI预期目标上，而2013年新增了就业和收入增长两大预期目标，这些预期目标将“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由此判断，“习李体制”下的新政府将淡化GDP指标，强调“没有水分的增长”。
按惯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下一年宏观政策，提出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随后国务院各部委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按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确定明年各自部门的工作任务。但通常，中国的货币信贷指标一般是在央行年底工作会议上会提到，而经济增长和通胀指标是在来年“两会”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还富于民 “习李新政”突破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会议强调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的确，不论是十八大报告，还是习近平南巡的讲话，都可以看到，改革将是习近平任期内重要的内容。中共官媒新华社曾发表名为《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的评论员文章，其中明确指出，“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更应擂响改革战鼓，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尤其要重视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自身改革、国有经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点领域改革一旦取得突破，必将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巨大作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经济发展才能永葆生机活力。”
正如文章所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有许多具体的改革尚待突破，如此多的任务应该从哪一点下手，或者说哪一点是政策核心呢？正如李克强所说的“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就会事半功倍”。那么，什么是突破口呢？是打破垄断吗？是政府体系改革吗？是国企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吗？是城镇化吗？是要素市场开放吗？或是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吗？
这些都很重要，但突破口究竟是什么？结合李克强近期讲话，他曾明确表达了改革的方向和策略：“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以及习近平11月15日首次以中共总书记身份同记者见面时所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分析，当把习李的话结合在一块，答案揭晓了：富于民，正是在利益增量上下功夫，对经济增长，提高新政府的民意，促进转型都有积极意义。因此，还富于民，正是“习李新政”的突破口。
现代化经济转型民本位
观察人士判断，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新一届领导层的经济政策也会以还富于民作为突破口。会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就释放了这一信号。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割据，是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土地制度缺陷在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流转制度不健全，农民不能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而户籍制度令农民工落地难生根。同时目前的社会保障税制度又对民工保护不足，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本是为补偿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削弱的保障功能，然而现在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性差，使大批社会保险资源沉淀下来。这样所造成的结果即是贫富差距的扩大。2011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差3.13倍。而中国据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占全国人口10%的最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只有0.66，10%的最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达0.99。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率是远远低于低收入者的。也即表示，这样的结构并不利于经济转型。城镇化不仅是要使农民转变成市民，更需要确保他们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应当在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方面缩小待遇差别，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诞生在中国潜在增速下滑，出口引擎动力减弱、城乡二元矛盾日益突出、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关键时点，中国经济转型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败，城镇化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载体之一，必将在历史的转变中发挥重要角色。
当然，还富于民还需要降低税负，尤其是低收入者的负担。2007年到2011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平均增速为20.8%；远高于名义GDP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居民税赋负担的增速高于其收入增速，即税赋负担在加重。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了，“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而另一方面，大量国企分红率低，大量盈余被投入到扩大在投资上面。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只调出资金50亿元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支持社保等民生事业发展，数目少得可怜。有人提出，如果在未来5年，国企分红率能达到20%，全部进入社保，即使国企利润与前5年持平，就会有约为1.7万亿投入到社保基金，可使低收入者免交社保，对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犹如雪中送炭。
其实，不论是城镇化也好，降低税负也好，还是国企分红纳入社会也好，无非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投资转向消费。只有把财富还给居民，使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让居民自己主导消费，而在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贸易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居民的消费；而居民消费率上升以后，即消费需求增加后，企业则会相应加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资金也会真正往稀缺的、投资收益率高的地方跑，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形成良性的持久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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