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校园枪击惨案迅速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焦点的同时，国内媒体对同日发生在河南省光山县的校园袭击案的报道却要少得多。据报道，光山县校园袭击案件的行凶者被初步认定患有精神病，但当地政府至今未作有效回应。在社交媒体中，许多人在据此指责地方政府“冷应对”、“封锁消息”的同时，也批评中国媒体对国内的这起事件不够重视甚至是有意回避。
笔者认为，如果每次类似事件发生后，公众的态度都仅仅停留在对媒体或政府进行指责的层面，对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恐怕远远不够。而媒体如果只停留在报道惨案本身，不对暴力事件背后的深层问题进行揭露和挖掘，对促进社会改善的作用也会非常有限，将不断受到公众的质疑。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少年儿童的暴力行为显示，精神疾病是引发这些行为主要的直接因素之一。如2010年，我国各地曾发生数起独立事件，每个事件中都是行凶者在校园内或学校附近袭击儿童及其他目标，据报道这些行凶者中多患有精神疾病。
显然，不断发展的社会制造了很多社会问题，从而使社会中的精神疾病患者大为增加。据2009年美国研究人员菲利普斯和同事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国有1.7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7%)患有心理疾病，其中只有5%的人咨询过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他们在对中国四个省份的6.3万人进行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另据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有5570万成年人(约占总数的26%)被诊断出患有心理疾病。可以说，不论中国还是美国，心理疾病已经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的重大隐患。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社会问题多发期，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生活压力、环境污染、信任关系削弱、虚拟生活增多导致现实交往减少等许多社会问题正不断给人增添更多的思想困惑与精神负担。对暴力事件，有心理专家指出该类事件可能引发“模仿效应”，这就需要媒体在报道该类事件时，严守职业道德，在满足民众知情权时注意保护受害者及其亲属的隐私，不能以吸引眼球为目的而肆意渲染血腥与暴力行为。媒体也不应仅仅停留在报道暴力事件本身的层面，还应拿出更多精力关注和呼吁如何通过加强社会治理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减少精神疾病，如何对患有精神疾病者进行治疗、帮助和管理。
当然，要减少由精神疾病引发的暴力事件，不是仅仅通过媒体单方面呼吁和依靠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的。社会成员、家庭、学校、媒体、企业和政府都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对该类事件的发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只有多方协同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成效，从而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
与其讨论控枪，不如守好校门
导致28人（其中5-10岁学生20人）死亡的美国康涅迭戈州纽顿县桑迪胡克小学“12.14”枪击血案震惊全美，并和以往历次枪击血案一样，再度让“控枪”、“持枪”两派美国人、乃至外国人激辩不已，互不相让。
在“控枪派”看来，枪案的最大症结自然是一个“枪”字，凶手、狂徒层出不穷，但倘非枪械如此容易弄到手，他们手中就未必会有如此得心应手的凶器，伤亡就不至于这么惨。尽管在允许私人持枪的社会，普通人也可携枪自卫、壮胆，但一明一暗，一个猝不及防，另一个却训练有素、蓄谋已久，谁是弱者，不问可知。而在“持枪派”心目中，枪案的最大症结不是作为凶器的“枪”，而是作为凶手的“人”，禁了枪，凶手可以投毒、纵火、撞车、洒汽油，引爆煤气……照样可造成严重后果。一些“持枪派”人士指出，在美国，校园恰是“控枪”最严厉的所在，全国50个州中的45个，至今仍严禁师生携枪入校园，而这恰成为歹徒有恃无恐将屠刀伸向学校的关键之一----不捏软柿子捏什么？
今年一年，美国接连发生奥克兰奥伊克斯大学、丹佛电影院、奥利克里锡克教庙宇等多起恶性枪击伤人案件，总统奥巴马多次在第一时间迅速发表讲话，安慰死者家属，表示将严惩犯罪，杜绝后患，此次也不例外，不仅下令举国降半旗4天，更称事件为“绝不该发生的事”，表示“必须团结起来，采取有意义的行动，避免悲剧重演”，但和前几次一样，他又一次回避了“控枪”这个敏感话题。
美国是有悠久私人持枪传统的国家，且宪法第二修正案中明文规定“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权力不可侵犯”。美国步枪协会历史悠久，许多政经名人都是会员或支持者，历史上曾一再挫败“控枪”努力。由于步枪协会声势浩大，“武装自卫权”深入人心，每当血案发生，许多普通美国人第一反应不是憎恶枪械，而是迫不及待地再去买枪、买弹防身壮胆，丹佛和奥利克里枪案发生后，原本争议不绝的5个州“开放校园枪禁”地方法规迅速获得通过，提出相似修正案的州更一下超过20个，这些都表明，“控枪”在美国是个“原则性”的敏感问题，且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样声势浩大，这迫使任何一个主流政治家都不得不谨言慎行，以免得罪这群或那群重要支持者和选民。奥巴马本人原先是“控枪派”，在当议员时曾多次公开呼吁“控枪”，当了总统却不得不考虑政治平衡等更复杂的问题而三缄其口。
由此可见，在美国特殊的社会风气和政治氛围里，迅速要求美国人就“控枪”达成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既然“控枪”暂不可能，那么公民合法持有枪械就成为受宪法、法律保护的正当公民权，理应得到尊重和维护。问题在于，这种对某些公民个体权力的尊重、维护，不能以牺牲另一些公民的利益和安全感为代价，而当这“另一些公民”是如桑迪胡克小学学生这样的弱者时，就更必须在“尊重持枪者权益”和“保护其它人安全”间，找到稳妥、合理的平衡点。
既然持枪合法，那幺小学就再不是“绝缘体”和世外桃源，而是时刻可能受到枪弹威胁的脆弱目标，对这样的脆弱目标，就理应给予格外的呵护，使之具有抵御多种意外危险、庇护在校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功能，从这个意义讲，美国许多地方在中小学装设门禁系统，变半开放式管理为半封闭式管理，增设各种监控设备并在校园周边部署更多警力，都是在“控枪”不可能很快实现前提下，确保“另一些公民”安全的积极措施，甚至从某种角度讲，那几个为校园内持枪“解冻”的州，其考量也有合理的一面----既然大众持枪权必须得到尊重，那么就不应单把本应更安全的校园划为“不设防地带”。
既然持枪合法，那么对于中小学、青少年这种需要更多保护的弱势目标，就不仅应在硬件上加强保护，筑起一道坚实的、看得见的防护之墙，更应竖起一道“看不见的防护墙”。
正如许多知情者所言，康涅迭戈州按照美国的标准，实际上对私人购枪、持枪限制较多、管控较严的地区，事发地桑迪胡克小学不仅有完善的门禁监控设备，而且按校规，每天上午9点30分会关闭校门，任何访客都需按门铃、接受问询和备案后方能获准入内，校门外更有警车巡逻守护，事发时正是9点30刚过，门禁硬件一切正常，执勤警车就停在校外，但已杀死亲生母亲、情状异样的凶手仍能开着车、带着长短五支枪和几百发子弹，在光天化日下大摇大摆闯入校园，开始血腥的杀戮。
血案发生后，校内许多教职工表现出勇敢、无畏的精神和职业操守，有些教职工还付出生命代价，这些固然令人感动、钦佩，但9:30分，当凶手的车还停在门禁弃权、规章严备、警车距此不远的校门外时，“看不见的防护墙”倘能发挥应该发挥的功能，至少，最终付出的代价，未必会如现在这样惨痛和沉重。当“控枪”暂不可能时，人们就应首先正视现实，协调好持枪者权力和社会安全（尤其弱者和重点防护目标安全）间的平衡，为不得不在“有枪环境”中生存的弱者们筑起一道有形、无形的、特别加厚的防护墙。
不仅“控枪”，也不仅美国，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当期待的目标暂无实现可能，不同群体间的利益、权力互相冲撞之际，人们都有责任强制建立起这样一道“防护墙”，在各方各面的权力间，划出一条确保各方基本安全的“红线”
张英：中国学生的生命不该比美国孩子廉价
这两天，空气中所弥漫的悲伤都与孩子有关。14日，中国河南光山县发生一起男子持刀闯入校园砍伤22名小学生的恶性案件，同一天，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名男子持枪闯入校园，杀死28名小学生，制造了美国史上最惨重的校园枪杀案。
两个不同国度，两起类似案件发生后，人们在悲痛之余，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其中的事后表现差异上。虽说两起惨案发生的时间在同一天，但无论在官方反应还是在媒体关注度上两个国家却迥然不同。河南光山校园惨案发生后，当地政府的官方网站发出了消息，随后撤去，并取消原定于15日的发布会，此后两天内集体失声。尽管有媒体前往采访，却被当地政府晾在一边，相关部门也未作出任何回应。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全国各地政府降半旗为死难孩童致哀的同时，河南光山的官员却在使用各种手段拒绝采访，封锁消息，甚至以“校方负责人不在,无法调取监控”为由，拒绝透露详细情况。
由于消息的封锁，媒体的跟进显然受到局限，在这两天的新闻报道中，美国校园枪杀案占据了国内不少媒体的主要版面，而光山校园惨案却难见零星报道。在美国的各媒体群起展开有关校园安保措施、孩童心理安抚、枪支管理等问题的讨论时，我们却在焦虑地等待有关光山校园惨案的详尽情况。甚至，山东某大学一群大学生为大洋彼岸的死难儿童点起蜡烛致以哀思时，我们还在孜孜以求光山校园惨案的各种成因。更不可思议的是，当媒体问光山官员，行凶者是否精神疾病患者时，官员回应为“讨论这个有意义吗?”。
两起案件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例如死、伤者均为没有自保能力的幼童，犯案者均为患有精神障碍的男性。但两起案件又有着显然的不同，康涅狄格校园惨案中三名教师以肉身挡子弹护住孩子，校长与学校心理医生冲出与歹徒搏斗身亡。而光山校园惨案，新闻报道称“十几名孩子顶住教室前门，以救全班学生”，在伤害案中，有的小学生被砍得颅骨翻起，有的手指被砍断。但遍阅有限的报道，没有发现校方教职人员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保护孩子。两幅与邪恶相搏的场景，前者令人动容，后者让人心惊。
校园惨案的发生，从技术层面上而言，我们固然应该探讨安保措施、安全教育、校方监管等方面的机制建立与运行，同时也应追究在这些方面疏于管理的责任。但将这些问题解剖到最深处，便无法摆脱一个终极考问，那就是因保护不力而引发灾难之后，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遭遇不测的生命?是连篇累牍地讲述他乡的灾难，以冲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不幸，还是应该将悲悯同时施予离我们最近的灾难，并化为责任与力量，正视自己的缺陷和问题?
生命是等价的，不因肤色、国度、人种的差异而变化，羔羊般的孩子在邪恶面前的战栗，因暴力而逝的年幼生命，都让人心痛而悲伤。但无疑，有一种悲伤更为沉痛，那便是将逝去的生命掩埋在不负责任的冷漠中，甚至极力逃避“起底”调查，并沉默以对良心的叩问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