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与台湾海基会首任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签金门协议的大陆原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乐美真赴台湾，和民进党学界座谈。台湾媒体评论人杨渡28日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表示，中间免不了有人谈台湾意识、台湾史、台独理念。乐美真听完后表示，可以深深理解，但他只能说抱歉，台湾就在这里，在大陆的旁边。如果台湾真的要台独，只有一个办法，发明一种高科技，可以把台湾从海底底部切割，让台湾变成一个飘浮的岛屿，一直飘出去，飘得远远的，离开大陆，离开日本的势力范围，变成一个太平洋上的岛屿，那就一定可以独立了。但只要台湾在这个地方一天，那是谁都歉难同意的。
所谓“中国因素”进入台湾，因此从来就不是始于今天、今年，或者两岸开放探亲以后，而是更早之前的十七世纪，大航海时代一开始的时候。
抛开妄想，面对真实，这就是台湾命运的真实处境。早年荷兰、西班牙把台湾当殖民据点，但不要忘记，地利之便，大陆沿海人民被移民到台湾，当成开垦的农民工，台湾是开垦基地，也是殖民的据点。郑芝龙把台湾当海上贸易的补给站，郑成功也是把台湾当反清复明的基地。十九世纪初，英美两国还派人来台湾调查煤矿资源，想租淡水当口岸。日本殖民台湾是“农业台湾，工业日本”。国民政府把台湾当反攻大陆的基地。
这就是台湾，大航海时代一开始，全球化来临，它的地理位置已注定了这样，一个各方势力交错会战的所在。不要说台湾，位在冷战围堵在线的钓鱼台（大陆称钓鱼岛），美国还可以拿它当工具，以“一桃杀三士”的策略，让中、日、台矛盾丛生。
“中国因素”从未消失，而且比以前更严重。冷战时期，蒋介石曾以“中国因素”，也就是“共产党赤化”为理由，作为镇压的口实。尤其是白色恐怖时期，有任何与中国大陆的牵连，不但可以入人于罪，还可以是戒严的理由。到了19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时，“中国因素”的“红帽子”依然像“血滴子”，可以人头落地。
当然“中国因素”也有逐渐转向的时候。此以蒋经国开放探亲后，开展的经济关系为然。当时美国开始经济滑落，台币大幅升值，若非探亲所延伸出来的两岸经贸，台湾经济怎有可能发展到今天？
20世纪90年代，台湾曾有一度可以利用大陆的开放改革，而成为主导的力量。那时中国因为六四事件而缺乏外资，整个东南沿海的发展停滞，邓小平虽然南巡，但经济动力一时无法提振起来。当时，本文作者曾写过一篇专栏，呼吁政府要有决心：“立足东南沿海，影响大陆全局”；即布局大陆东南沿海，形成以南方经济影响北方政治的大格局，发挥台湾影响力，则中国大陆的经济会有很大成份依赖台湾。台湾不应该只想偏安，企图以“保角”自保。
然而当时的“戒急用忍”政策取代开放格局，台湾终究无法发挥优势。二十年下来，台湾像围棋中没有布局全盘，只想一路“保角”的棋手，到今天，连这个角，都担心被大陆的经济实力包围了。
现在的问题，因此不能用“中国因素”这种过度简化的思维，去看待问题。因为，它没有帮助我们去分析问题的形成与找到对策，只是增加恐惧，吓人吓自己而已。关键是要冷静看待，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人才、技术、资金、观光资源等等，还要不要？要用到什么程度？要用在什么地方？什么领域是不许大陆资本进入的？什么项目是不允许陆资合资的？陆资与港资、外资要如何分辨？如何定义？…这些都得靠法令与规范一一解决，而不是一句“中国因素”来简化问题，僵化思考，增加自己的恐惧。简言之，模糊的概念，无助于解决问题，甚至是模糊问
题的本质而已。
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要进入冷静分析“中国因素”的时代，而不是拿来当新白色恐怖的工具，胡乱戴别人的“红帽子”。再不能像上世纪的50年代一样，用一种口号，来制造“红色血滴子”。白色恐怖的悲剧不能重演了，这一点，至少要先确定。
据了解，杨渡本名杨照浓，出生于台湾台中县乌日乡，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辅仁大学兼任讲师、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现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媒体出身，被视为泛蓝阵营的媒体评论人。曾获得时报文学奖，并出版多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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