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独立在当前中国政治中是一个长久的梦，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本周两件事情关于中英媒体，都发生在岁末年初。《泰晤士报》前总编William Rees-Mogg在12月29日逝世，享年84岁，这是笔者第一次在英国见证一位媒体英雄的生死历程，他出生在布里斯托，幼年就读的Clifton College就在不远地方，生前在牛津大学的柏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攻读历史，柏里奥是牛津大学政治热情和参与最高的学院。学生时代，他担任过牛津大学辩论协会（Oxford Union）的主席，这个身份类似于中国的北大清华的学生会主席，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凭借学生政治的历练，可以跻身于英国政坛，但他选择了媒体。
他的一生，在英国政坛最为动荡的60-80年代，执掌《泰晤士报》，这段经历值得被深入阅读。笔耕不辍，在临终前两个星期，他还写完了一篇政治评论。在他近些年的《泰晤士报》专栏中，笔者印象最深是，2009年英国警察闯入了议会，搜查保守党议员办公室，他几乎以声嘶力竭的文笔上抨击这次闯入事件，让我想起了中国政治中的老干部上书中南海。
毫无疑问，他是个保守派，但是在维基百科上把他注明为”crossbench”，跨党派或者中立，我不太相信。但是最精彩的评价，是来自他的老东家《泰晤士报》的讣文，对他的人格盖棺论定“His owlish appearance and authoritative style suggested a man who knew his own mind on everything and would hold to his opinions with tenacity…In fact, except in matters of religious faith and personal conduct, far from being a model of steadiness he was, on the contrary, quite volatile.”
这段精彩的描述，包含了英式的矛盾，尴尬和无奈，却又是如此的真实。这也是英国政治的魅力所在：在一个极度装逼的建筑西敏寺里，着装历史性装逼的人，整天在吵吵嚷嚷着很不装逼的事，比如要收多少钱。这与很多国家的政治风格，刚好相反。
这段论断又如此深刻地道出了知识分子与政客的区别，假如忍受不了知识分子的“空谈误国”，又不愿意做政客的“实干兴邦”，它含蓄地给这样矛盾的人格组合一个不错的职业：媒体人。
这样矛盾的人格在中国政治中，大概可以用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来定义，至今在中国政治得不到应有的认同和尊重，甚至被贬低。然而达到这类媒体人的水准，在中国依然还是稀缺，这稀缺的原因，我是从《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辞风波中读出来一点点。
根据目前看到版本，《南方周末》在一张报纸上做两个梦想，一个梦想势大力沉，一脸幸福的黑甜乡，梦话都是高中历史教科书上的一样样的；一个梦想是圣经翻译体，满篇布道。两个梦想听起来都是大仁大义，却像是孔夫子和孟子打架，结果据说已经让十多名南周的员工微博被禁。这个结果令人心酸。笔者对中国媒体的力量，特别是在政治中的力量，一直看低。它不是William Rees-Mogg能够生存的理想行业。一个真正的政治性媒体应该是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政治集团，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不能够真正定位自己的真正读者，而这些读者的缺失，就会让这份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代理人。
看到两份致词，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作为对一个“梦”的回音，让人觉得无非是同一家公司的两个频道罢了。笔者所想到的稀缺原因，是中国媒体并非缺乏发出不同声音的能力，而是找不到彼此独立的资源。
看着《南方周末》谈了十多年的梦想，始终都是梦想，笔者已经有些厌倦，然而2012年的北京说我们要作梦，于是全国各地打呼噜。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笔者，让笔者需要对《南方周末》致敬，它比别人早做了十几年的梦，最有资格醒醒了。
只不过，笔者一直困惑的是，这真的是一个梦想的国度，还是在装着醒不了？好吧，继续谈，看看2013年醒着，还是睡着，什么时候开始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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