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初，就曾在社论《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警示，习近平的中共必须彻底反思如何管理舆论。时至今日不过月余，广东宣传部长庹震“越俎代庖”《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炎黄春秋》网站因未备案被“封杀”的议论，将早已众所周知的中共舆论管控进一步公开化，着实让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务实、开放的形象大打折扣。
仍在不断发酵的《南方周末》（以下简称“南周”）新年献词被广东宣传部门修改一事，俨然已成为2013年度的第一公共事件。由于转型时代的到来，利益纠葛的复杂多元，中共宣传主管部门在管控舆论上，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此番的“南周事件”无疑反映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中共的舆论管控思维，已到了亟待改变的关键时刻。
风波背后是民众对舆论管控的憎恶
在1月4日下午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针对上述事件是否有悖于中国提倡的新闻自由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强调，在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
然而，中共历来重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对于舆论管控，尤其是网络媒体管控之严格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媒体从业者均知道：在涉及中共所谓的敏感议题或者较为负面的话题上，轻则会被要求删除稿件，重则则有被请去“喝茶”之虞，甚至小到编辑、大到主编被处分、撤换也是常有之事。因此，中共对于舆论的严控也屡遭诟病。
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一些列动作所展现出开放、务实姿态，也让坊间对于中共一定程度上放开舆论管控充满期待，加之中国官方媒体，诸如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新闻联播的改版、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新增新闻评论版面等动作，让人们逐渐开始相信这一期待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悄然而至。
如今，南周新年献词遭篡改引发的这场舆论管控的纷争席卷而至，成为习近平等上位不久后所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习近平等中共高层的态度至关重要。在上述事件发生的第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集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作为主管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官员，刘云山的讲话显然可以看作是中共最高层的集体认知，讲话虽主要是要求树立政治意识的“老调”，但亦有树立问题意识、改革创新意识的“新声”。
正如刘云山所说的，“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的今天，面对外界对于中共舆论管控的质疑，人们有理由相信，上任至今已展现出开放、务实一面的习近平等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有足够魄力来营造一个相对开放、包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消除官民尤其是官方与媒体间的相互不信任。如若不然，习近平们所吹出的新政新风必然失色。
正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相信中共最高领导层有足够的智慧看到这场风波背后，是民众对于新闻审查，抑或是舆论管控的憎恶。
诚如之前所发社论之言：随着互联网和社会多元价值的蓬勃发展，它将衍生一种全新的社会言论生态，如果中共的传统管理思维和形式不予调整，它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共应该认识到，放开舆论管理不仅仅可以帮助中共加强对腐败的监督，而且可以修复官民之间的互信，保护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主参政，让中共更科学地与社会现实衔接。而透过资讯的透明和有效开放，让群众在社会管理中加强参与的热情，将有利于中共一党执政的合理性。
大辩论势不可挡，中共应顺势而为
种种迹象显示，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及中共执政的“大辩论”已经拉开帷幕。在之前的社论《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中，也曾明确指出：不管中共是否愿意，中国往何处去的大辩论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舆论的主题，从过去几年不同政治思潮蠢蠢欲动就可以预期这场辩论的必然性。显然，作为执政者的中共同样有此预料，于是欲抢先手进行应对，以期主导“大辩论”朝着自己所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从刘云山在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就可以看到明显的痕迹。刘云山强调，“要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把当代社会的主流展示好”，“对于党的基本政治路线、重大原则问题、重要方针政策，要有正确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坚定的态度”。
而现在，中共已在着力调整官方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以及加强对互联网的立法等，可以看到，中共十分关注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更看重其主导权。不过，分析人士向表示，主导不能简单等同于管控，主导更强调的是疏导或者引导，而非行政干预式的管控则，就像广东宣传部长庹震狠删《南方周末》版面，篡改该报新年献词，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必然引发强烈反弹。
在南周新年献词遭官删改事件发生并被曝光之后，即便在中共官方或明或暗的“引导”之下，有关新闻审查、言论管控的讨论在网络上仍不绝于耳，甚至出现了该媒体前记者、实习生和一些大学的新闻学院，联名公开表达庹震下台诉求。虽然互联网放大了这种反弹，但中共的宣传部门显然也应该积极反思这种情况之所发生、蔓延的深层次原因。1月5日下午，南周编辑部微博发表声明称，“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南周被改、撤稿件1,034篇。”此说法引起网民的高度关注。而据知情人透露，不只是南周，也不只是个别媒体人，早已不止一次的遭受过类似的对待。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中国外交部也强调“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然而，中共在舆论管控方面显然没有像习近平在宪法颁布3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的“依宪执政”，也并非如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的新闻自由，中共在实施舆论管控的具体操作中，思维僵化，通常只知道行政干预来实现管控目的，一些官员甚至只知道用禁止的方式来应对，结果将社会上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推到了对立的阵营，使官民互信进一步疏离。
近年来，由于转型时代的到来，利益纠葛的复杂多元，中共宣传主管部门在管控舆论上，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但是，情况越是复杂，越是需要管理部门积极探索科学而有效的管理模式，因为只有管理尊重科学，尊重传媒规律，才能最大程度地履行好管理指导职能。无疑，此番舆论与广东相关主管部门的冲突，反映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中共的舆论管控思维，已到了亟待改革的关键时刻。
政情分析人士指出，面对不可回避的大辩论，中共应该有承担的逐步摆脱僵化的思维，顺应大辩论的时代潮流，用更为容易让现代社会接受的方式，来实现对这场大辩论主导的目的，而不是采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手段来限制舆论。正如社论期许的那样：习近平应该顺应时代呼唤，用现代的方式去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提供更为宽松的言论环境，同时为中共的历史谱写特殊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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