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新年贺词遭删改事件继续发酵，继前南周员工发起联署，要求中共解除禁言、改变高压姿态，并罢免现任广东宣传部长庹震职务之后，5日下午，《南方周末》编辑部微博发表声明称，“2012年《南方周末》被改、撤稿件1034篇，”这一系列动作，被认为是南方系媒体人的“搏命”之举。在1月6日当晚，整个事件被引爆，微博搜索不仅屏蔽包括“南方周末”、“NFZY”的词语，甚至连“南”都无法搜索。包括《新京报》、网易等媒体在内，纷纷对《南方周末》表示支持，而新浪很多主管也在其个人微博上表示，他们已经在“努力让枪口抬高1厘米”。
原被认为会因媒体噤声而淡出视野的南周风波因后者的绝地反击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有网民称“媒体人借助话语权维护话语权，媒体和新闻宣传管理部门的矛盾公开化的程度前所未见。”对此有中共宣传部门管理人员对表示，他们也很无奈甚至疑惑，“之前事情都是这么办的，为什么此次反弹如此之大？”对此有政治观察人士指出，该事件背后折射出中国社会目前官方与民间舆论气场无法契合的现状。
两个舆论气场的碰撞
自2010年开始，借助微博在大陆的蓬勃兴起，无论是善于表达个人观点的左右派知识分子，还是曾经被认为进入暮年的纸质媒体，都凭借这个平台开始重新掌控话语权。由社会事件到政治议题，这些“微博大V”和官方媒体都在积极参与，在他们看来，由于电视、报纸等媒体受到管控，微博成为他们能够表达自己声音的最后平台与发泄渠道。
从2010年上海大火到2011年温州动车世故，再到2012年的薄熙来事件、中共十八大，中国社会情绪被一个又一个事件刺激，物议纷纷。可是这种参与和讨论所导致的事件走向往往超出了官方对于整个社会舆论的掌控，虽然官方也是一直试图出面解释，但换来的往往是更大的嘲讽和解构，将整个事态拖向了妖魔化甚至娱乐化的境地。民间与官方两个舆论场，似乎一直在发生碰撞，却从未一致。有中共官员很形象的将其形容为“双方似乎都是在各说各话，两个气场如同一对并不匹配的螺丝与螺母，一直难以咬合。”
直至2013年开年伊始，借助习、李执政的气势，“微博反腐”又彻底火了一把。实际上每次中共新领导班子上台之后，民间都会出现这样一股思潮，对新人执政充满期望。但是出现一个在中国社会现状下极为纠结的情况，民间期望与官方所希冀达到的目的毫不吻合。
更何况，民间舆论惯有的这种泥沙俱下、狂飙突进的做法也让当局感到极为头疼。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上级要求迅速处理这类事件的命令，中共宣传管理部门认为最为简单有效的做法就是频频对微博设置屏蔽词，进行言论封锁。虽是不得不用，却又屡试不爽。但同时，民间舆论对于这种“一说就封”的做法极为不满。尤其是“网络实名监管制度”的颁布，或许并非一时之决定，但是直接让网民认为中共将要收回他们最后的“言论自由阵地”。骆驼遇上了最后一根稻草，当《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被爆出遭到广东宣传部擅自修改的消息后，以往种种事件累加起的民怨在瞬间爆发，最终使得事态走向了进一步扩大。
中共管控媒体无“紧”“松”之分
如果说网络上的民意与官方管理方式一直产生对撞的话，那在媒体层面以及现实状况中，这种对撞与博弈则更为明显和直接。
虽然中共在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以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但在决议发出的前后，先后发生了《新京报》、《京华时报》收归北京市政府管辖，广电总局对电视台下达限娱令、限广令等消息，因而此次《南方周末》再次“因言获罪”，大陆各家媒体以及新闻从业人员“兔死狐悲”之意顿生，于是这个可能在中共官员看来本是正常业务操作的事件被迅速放大、事件化。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前文提到的中共官员的认同。在这位一直与舆论宣传、管理打交道的官员看来，虽然经过近几年的媒体改制，有很多媒体已经在表面上脱离了中宣部的直接管理，进入市场化、自负盈亏的领域。但是鉴于中共一直紧抓笔杆子的政治传统，对于其中的一些大报，如《南方周末》的重要文章进行事前审阅已是惯例，管理者对于稿件中一些他们认为过激的文字进行修改也是常态，但是通常都不会过分，因为这已经成为中共与媒体之间一种默契。有时也会发生意见不一的情况，但是如同政治一样，这个“游戏”也变成了一种“妥协”的艺术。更何况，作为中国媒体以及记者，都有很强烈的“对表意识”，具有对体制心领神会、闻风而动的本能，可以保证将每一点指示彻底贯彻，同时已经学会如何在打“擦边球”后自觉回到传统轨道上。
只是这次双方的冲突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计，原本在桌底下进行的“过招”正式被搬上了台面，尤其是经过“南方系”员工这两次联署，中共目前已经被逼得很难抉择。同时也有很多大陆媒体从业人士都认为此事过后，政府一定会有“收紧舆论”的迹象。与之相左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在近十年来，中共对于舆论还是有所放开的，媒体能够参与的事件尺度也越来越大。原因正是基于中国政府目标即是建立一个“一国两制”的媒体市场，所以当它发现业界出现过于保守的时候，会适当放松舆论，同样，当媒体出现过度自由化的倾向时，也会通过行政手段收紧调控，正如现在这样。
对此这位中共官员解释称，在他们看来，对于媒体的管理，中共并无“紧”或者“松”的概念，而是就事论事，不希望某个事件走向失控，让整个讨论在一个他们认为更加有序的框架内进行。只是，这种“妥协”与“传统”在这一次“南周事件”中被彻底摆在了台面上，双方的矛盾被空前的激烈化。“这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这位中共官员最后表示。
这一波媒体界、舆论场暗流涌动尚未过去，突然间，某新加坡媒体向外界做出澄清，称南周一事实际上庹震并未直接插手，而是《南方周末》总编辑对贺词进行了修改，不过南周一线的记者、编辑鉴于庹震上任半年后对传媒的管控，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将矛头指向了这位以“保守”著称的官员，也使得事件走向今天这一步境地。也从中共高层获得同一说辞。此消息一出，舆论浪潮又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南方周末》总编辑将成‘替罪羔羊’”，这是很多大陆媒体记者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他们认为，官方没有立刻进行官方调查给外界一个解释，而是通过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向外放声，近似于“火上浇油”。但相信，官方也有相当苦衷，本意是希望引导舆论“健康向上”，但却被民间误解，一点小事引发莫名其妙的轩然大波。这再次证明，在中国的舆论界官民的期盼、标准及要求有着很大不同，而且这种情形已是由来已久，如果双方都不理会这一问题，类似此次南周的莫名风波恐怕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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