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鼓吹「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另一种模式的大而无当的口号。不踏实推行政改，挽救不了目前日渐严峻的社会危机。
中共十八大之后不足一个月，新任领导人习近平(专题)逐渐展示出部分治国思路。海外媒体评论说，与江泽民和胡锦涛相比，习近平是「无缝接轨，快速上位」。
江泽民在「六四」屠杀之后，取代被罢黜的赵紫阳出任总书记。江本无太大的能耐，以为上海市委书记就已经到头了，哪知晚年还能「范进中举」。邓小平并不属意江泽民，但因为挑选的两个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落马，他不得不接受陈云等元老欣赏的江泽民。江上位之初，迫于左派之淫威，经济上实行「治理整顿」，一时间经济滑坡、市场萧条。邓小平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即将毁于一旦，遂南巡广东，发起「思想北伐」。发出狠话，「谁不改革就让谁下台」，锋芒直指江泽民。江为保位，赶紧宣导市场经济，这说明江泽民上台三年之后，在元老眼中仍然一名傀儡。
而胡锦涛是邓小平选中的「隔代」接班人，虽然一九九二年就升任常委，有了储君之身份，得以在军机处演练等候接班。江泽民长期在上海任职，有「上海小开」的派头，当然看不起来自贵州西藏、泥胎木偶般的胡锦涛。对胡颐指气使，而胡只能曲意奉承。二○○二年胡正式「扶正」后。江甚至在卸任之后，继续连任军委主席两年，让胡锦涛当了两年「儿皇帝」。胡陪江唱了十五年「婆媳二人转」。「空谈」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习近平的上位，固然是中共各派系妥协的结果，但习仅仅在政治局操练了五年便顺利接班，掌握大权。地方毛左之代表薄熙来(专题)被惩戒下台；胡锦涛因大秘令计画的弄权，不得不以「裸退」谢罪。这样，习近平捡了便宜，接班一个月，就成为邓以来最强势的总书记。
于是，习近平上台伊始，便喊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国纲领，受到海内外寄希望于中共「自改革」的人士的吹捧，认为是「习氏新政」之先声。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口号本身就是大而无当的误国之妄言。
习近平之「空谈误国」说，缺乏主语，如果是对各级行政官员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对全国人民说的，那就大错特错。
首先，普通民众对时政问题的「空谈」，是其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老舍的话剧《茶馆》中，满清和民国的茶馆中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告示，提醒茶客们不要议论国家大事，以免惹祸上身。尽管儒家文化中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但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之下，庶民倘若不小心谈论到「敏感」的国事，下场往往都很悲惨。老舍本人的遭遇就堪称《茶馆》之续篇----老舍躲过「反右运动」，却躲不过「文革」。虽然他早已放弃「清谈」的习惯，仍然成为「被运动」的目标。斯文扫地、肉体折磨，再加上妻儿反目，让他彻底绝望而投湖自尽。
其次，「空谈」也是媒体的本性。作为「第四权」的媒体，就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并对政府作严格的监督和严厉的批评。媒体不具有行政和执法的权力，「坐而论道」，而不能「起而行道」。但是，媒体的「空谈」却能在某些关键时刻改变历史的走向，比如《纽约时报》对水门事件的揭露，使得尼克松在弹劾的压力之下不得不黯然辞职----这是独夫民贼毛泽东所不能理解的。明朝并非亡于士大夫的袖手清谈
一个社会是否有活力，从媒体是否可以海阔天空地，尤其是针对政府及各级官员的「空谈」可以看出来。美国首席大法官埃文斯．休斯指出：「当报界轻率诋毁公众任务，谩骂诽谤恪尽职守的公职人员，并借用公共舆论对他们施加负面影响时，文明不能说媒体权力被严重滥用，因为与开国先驱们当年遭受的人身攻击相比，这类言论根本算不上什么。」换言之，政府和官员就是被要媒体和民众责骂的，干得不好当然会被骂，干得好也会被骂。骂是常态，赞是例外。习近平应当好好学习一下休斯大法官的这段话，并扪心自问：「我是否有足够的胸怀充当公众和媒体『空谈』的对象？」
第三，在三权分立的国家，掌握立法权力的议会，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空谈」机构。所谓「议会」，其功能就是「议」，就是以「空谈」为己任。议会并不从事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说，议会并不参与「实干」。如果按照习近平的设想，议会干脆就废弃了，在中国，号称「橡皮图章」的人大更是可以精简掉。然而，议会的价值恰恰在于，对政府的政策和法律，进行充分、细致的分析、讨论和辩驳，然后行使立法权力。所以议会的「空谈」正是决策前后的「实谈」。
习近平的「空谈误国」之说，脱胎于古已有之的「清谈误国」。明朝的灭亡，就有人将责任强加到「袖手清谈」的士大夫身上，因为在皇权专制传统中，即便是「亡国之君」亦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批评的「君」。所以，士大夫便不幸被当作了替罪羊。其实，清谈哪可能误国乃至亡国？作家冉云飞敏锐地指出：「『清谈误国』这种比傻概念在中国流行千年，人们竟然看不出其间的逻辑不通来，这也变相证明我们受愚弄得有多深。『清谈误国』是谁发明的呢？我没考证过，但我想专制独裁政权最喜欢以此来箝制言论自由，同时人们也因此丧失了思想沟通下的脑力激盪。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思想家呢，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不能自由地清谈。」可惜的是，习近平不是把专制和腐败当作敌人，而将清谈当作「敌人」，是愚蠢，还是刻意为之？习近平捨政改而侈谈实干兴邦
习近平的后半句话「实干兴邦」，也了无新意，是温家宝在汶川地震中「多难兴邦」的「升级版」。
温家宝的话，对于盼望天降甘霖的奴才来说，是最佳的精神按摩。于是，「多难兴邦」传遍神州大地。对于温家宝的谬论，冉云飞在《多难兴邦与脑子坏死》一文中已有深刻的剖析，不妨引用如下：「兴邦不需要多难，多难不一定造成兴邦的果。美国包括西方许多民主国家算是『兴邦』，但它们没有多少灾难；北朝鲜的灾难不比我们少，但你看金正日把这邦给兴得，兴得以饿死人为乐。在我们国家，人祸远多于天灾，靠频发人祸这样的灾难而兴国，脑子要有多坏死，才敢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我们的总理说这种话，而很多人包括知识界不少人都附和的时候，你就知道脑子大面积坏死是如何炼成的。这种『坏事可以变好事』的天然逻辑链下的必然结论，要有多傻就有多傻，可是它竟然忽悠了许多人。」习近平以「实干」为号召，似乎要刻意显示与击鼓传花、垂拱而治的胡锦涛大异其趣。但是，何谓「实干」？中文是一个极为模煳、极为暧昧的语言，由于基本的缺乏逻辑思维的训练，这种语言成了谎言的渊薮。比如，官方与民间都在谈「改革」，都在争夺关于「改革」的话语权，却很少对「改革」本身作出清晰的定义。实际上，官方谈的「改革」与民间谈的「改革」，虽然用的是同一个词语，在本质上却有天壤之别。官方所说的「改革」，是邓小平以来就不断强调的「改进行政效率」和「改善工作作风」，并不涉及对一党专制格局的改变；而民间所说的「改革」，如《零八宪章》所论，是根本的政治制度的变革。
而「实干」这个词语更是如此。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三面红旗」，不也是以「实干」为标榜吗？当时，全国几亿人民都被毛鼓动起来，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彷佛一夜之间就能迈进共产主义。毛之鼓吹「实干」，江、胡、习恐怕都要望尘莫及呢。但是，结果如何呢？毛一个人异想天开的「实干」，最后演变成亘古未有的「人祸」，造成和平年代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惨剧，短短三年间治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甚至超过八年抗战。
且慢向习近平鼓掌。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相比，「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另一种模式的大而无当的口号。口号挽救不了目前日渐严峻的社会危机，当局必须启动真正的政改，中国社会才能重现生机。
有人说，政改之难，难于上青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因为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板结化，中共早已蜕变成一个「裙带资本党」，即便是最喜欢谈政改的温家宝，也不愿将已经收入家族囊中的钜款吐出来。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改也有其着力点，那不是「实干」，而是「放权」。民间的要求很简单，不是要让当局做甚么，而是当局儘量「不做」什么。比如，开放报禁，将新闻自由还给人民；践行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释放所有的良心犯，如刘晓波所期望的那样，让文字狱彻底成为历史。这些建议，只是让当局不再干以前干的那些坏事而已，而不是「挥刀自尽」。如果连如此温和的建议都不愿接受，习近平的下场就只能是「自作孽不可活」。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