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河南兰考一场大火不仅夺走7名孤儿的生命，而且也顺势烧出中国孤儿救助体系的巨大缺失所产生的“黑洞”。数日之间，6名事故责任官员被停职，河南官方在承认监管不力的同时，将皮球踢给了数十年来承继下来的法律政策“缺席”，称事故之发生具有深刻的必然性。1月9日，河南兰考宣传部官员再发惊人之语，公开宣称以7名孤儿生命换取救助制度的改革完善，“我以为值了”。
河南兰考已经确认“爱心妈妈”袁厉害开设的“收养处”失火造成7死1伤，相关责任人包括兰考县民政局局长杨佩民，民政局党组副书记李美姣，民政局副主任科员、社救股股长冯俊杰，兰考县城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金卫东，城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建议，城关镇民政所所长耿彩虹共计6人被停职检查，而事故的原因系住宅内儿童玩火所致。
而另一方面，河南民政厅还向媒体出具了一份书面回应，表达痛心的同时还辩称，此次事件表面是偶发事件，但深层次思考有其必然性。传统观念、民间习俗、法律的沿袭、体制、政策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让任何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基层民政部门来承担，是不够客观的”。
兰考县宣传部官员还宣称以7个遇难孤儿的生命换取孤儿救助体系的完善是值得的事情，“这次，7个孩子的生命，6名干部的担责，若能换来孤儿救助体系完善及社会进步，我感觉值了。”
然而，这一论说随即遭到狂轰。分析人士认为，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固然需要付出代价，但谁也无权决定由他人承担所谓的“历史使命”，而自己却始终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对个体生命表现得无动于衷。
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从而引发了中国国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并最终推动废除涉嫌违宪的收容遣送制度。
同样是在2003年肇始于广东的SARS事件彻底暴露出中国政府以及医疗机构尤其是基层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上的脆弱不堪，事件最终造成三百多人丧生，中国政府的消极应对、刻意隐瞒遭到国际社会的炮轰，最终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近日，十八大后刚刚上任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1月7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虽然这个表述在官方后来的报道中被偷梁换柱成“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但这至少也意味着在中国存在了55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差不多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而在此背后则深藏着更多普通民众的血泪史，新华社1月9日甚至刊文集中炮轰“劳教制度已成部分地方官员滥用维稳工具”。2011年因为在网络上发布对重庆打黑不满语言的重庆村官任建宇，被重庆公安进行劳教，引起社会争议。2012年8月以湖南妇女唐慧因女儿遭轮奸上访而被劳教为代表的事件令人痛心，唐慧先是被当地政府判罚劳动教养一年半，后在舆论的压力的压力下当地政府被迫撤销劳教决定并将其释放，但随之而产生的对劳教制度的挞伐则达到了沸点。
上述种种涉及公民切身权利制度推进无一不是这些“先驱们”死力抗争的结果。而在今次的河南兰考大火案中，有舆论炮轰官员漠视个体生命价值，以7条鲜活的孤
儿生命葬身火海来推动社会制度改良的骇人言论，公然鼓吹让制度进步的每一步都沾上无辜者的血渍，即使最终客观社会效果有推动进步的意义，但也无道德上的合理性。无论是作为社会制度确立者的政府抑或普罗大众，都无权决定让已经陷入生活底层的孤儿再度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将他们的生命与政府长期的不作为以及民众的漠然做等价交换，殊为政府之耻辱；普通民众以微薄的力量对峙庞大的体制积弊即便能激起某些涟漪，但政府如果将未能先于此而有所作为视为理所应当的话，则更是政府的渎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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