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人在总结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时说，导致这场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并不成熟。笔者不能笼统地贊同这种观点。因为，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者和实际主持者，并不是同一个人。失败了的，不是邓小平要搞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它的扼杀者，也正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
在1986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迫切需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从而也迫切需要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提高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场行政改革是必要的。这也正是邓小平在当时提出和推动者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正如邓小平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的成功。因为事情要由人来做，你放权，他收权，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同经济体制改革互相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是搞不通的。
赵紫阳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相信如果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仅限于邓小平提出的几方面内容，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不但是成熟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他已经掌控了这个党，这个国家。
但是，问题在于，邓小平选择来制定和执行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是赵紫阳。
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经济改革开路。他的「两个基本点」，在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的主张从来就没有变过。市场经济加独裁政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权力腐败、权贵集团形成和社会分配不公。邓小平没有、也不会去想这一点，而他选择执行他改革主张的赵紫阳却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赵紫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最终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就必须在中国同步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不建立民主制度，权力不受监督，那么中国就有发生大面积腐败的可能，中共很可能就此失去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
在当时实行的价格双轨制之下，这种可能已经开始变为现实。当时的赵紫阳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理论和观念的圈子，没有明确得出「不限制权力，腐败就是必然」的结论，但他在1988年初已经看到了发生腐败的危险性，并且由此提出了「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的口号，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廉政建设的问题，后来在他又提出「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989年5月他又提出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取消特供、设立人大廉政委员会等，并把这些，都看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的措施。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邓小平，而主持和实际操作的却是赵紫阳。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内容上的差异，也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的主持和操作下，远远超出了邓小平的设定的目标和内容，向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权、公权，加强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保障民权的方向发展。
根据这一看法，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讲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时机选择成熟或不成熟，这样讲混淆了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差异，抹剎了赵紫阳是在邓小平的选择下不得不接受了这项任务的事实。在当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选择，而不是赵紫阳的选择。而邓小平要赵紫阳来主持这场改革，赵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当赵紫阳仓促上马，来主持这场改革的研讨和实施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理念，而是完全按照邓小平的主张亦步亦趋，那他完全可能顺利完成任务，继续当他的总书记，但那就不是赵紫阳了。也正因为如此，当1989年学潮袭来的时候，邓小平和党内的保守势力一起，扼杀了这场民主运动，也终止了他亲自提出和发动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已经不是他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以民主政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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