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您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
朱：当下历史阶段的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现象。货币供给过大，是推动通货膨胀的根本塬因。但是，货币机制的最终影响还是需要通过实体经济的，主要是通过塬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升实现的。中国要经济增长，就必须扩张投资能力，需要投入更多的能源和塬材料。这加剧了世界范围内能源和塬材料价格的上涨，最终导致整体性全方位的通货膨胀。
陈：货币供给过大导致投资过剩，投资过剩又导致产能过剩?
朱：不妨通过事例来加以说明。先讲钢材。中国钢材严重过剩，导致产品积压，形成钢材价格下降压力。因为中国严重的货币过剩，相当多的资本流入钢材领域。当钢材价格下降到接近成本区间，资本就会涌入，超常吸纳屯积。但钢材市场一变化，他们会抛售钢材变现。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涌入钢材领域，不仅可以有效地阻止钢材价格过度下跌，而且因为对钢材资源的垄断，会导致钢材成为推动下一轮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所以，钢材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产生了一个复杂的交叉机制。煤炭也是如此。和钢材相比，煤炭还受制于运输能力，而运输能力是长线投资。因此，煤炭的价格波动，不仅受煤炭产量影响，也受资本过剩和运输能力影响，是这叁者交叉平衡的结果。
陈：所以，在您看来，当前中国的高增长和高通货膨胀是不可分割的。
朱：是这样。但重点是：如果不能建立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的高增长一定是少数人受益;这样的高通货膨胀一定是多数人受害。陈：有些经济学家相当乐观，说高速增长还可以维持十年二十年。也有人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甚至有中国经济崩溃论。您怎么看?
朱：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谈未来。凯因斯的着名说法是：从长期看，我们大家都死了。如果一定要说未来，我倾向于把它限定在二、叁十年的时间范围内。
在我看来，中国过去二、叁十年的高速发展，并非是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在清末新政时期和民国初年，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1927年至1937年，在共产党执政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3-1957年，都发生过高速增长，只是这次的时间相对的长。但这是和一些特殊条件有关的。
第一，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开放之前，经济发展水准过低，基数太小;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增长空间极大。第二，中国受惠于“冷战”、“全球化”、“九一一事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改变的国际条件。第叁，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大幅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准，形成了对未来的积极预期。第四，“六四”之后，中国统治集团实现了以“维稳”为中心的治国方略。上述这些条件都相当独特，是不可重复的。“中国奇迹”也好，“中国模式”也好，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历史现象。中国未来2-30年的发展，不会是过去30年的重复和放大。
陈：在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中，有哪些负面的因素或遗产会影响未来?
朱：关于过去30年发展的成就，人们说得太多了，无非是因为经济改革和开放，GDP 持续高增长，完成了“经济起飞”，实现了所谓的“崛起”。但是，这种情况绝非是中国独有的。近30年来，除了非洲的一些地区，整个人类的物质水准都有了相当的改善。同时，全世界的政治制度也在趋同中走向进步。IT革命、手机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学习和教育方式。
所以，我更看重中国在过去30年所积累的各种负面因素。我把这些因素概括为若干个危机：
第一个是生态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大规模地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包括森林砍伐、土壤恶化、沙漠化、水资源短缺和污染、排碳量失控、空气污染、海洋资源的掠夺、地下资源的枯竭等等，不一而足。在所有生态危机中，最严重的是水资源和土壤的破坏。中国现在粮食的自给率比重很高，达到七成以上，但是缺口的叁成的绝对量也是惊人的，需要进口。中国农田面积的减少从根本上制约了粮食自给率的稳定。生态危机的背后其实是生存的危机。生态危机不是中国仅有的，但是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其生态环境破坏之后不可修复，以及资源丧失之后不可能再生的后果，要严重于世界任何国家。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已日益依赖中国之外的资源。
第二个是全民公共卫生和健康的危机。2003年的SARS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预警。中国在大规模城市化之后，公共环境和医疗体系是相当脆弱的。谁也无法保证中国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健康危机，而这种危机远远比地震、洪水、飓风等天灾可怕。
第叁个是社会危机。这个危机领域非常宽阔，至少包括道德危机、制度性贪腐、侵犯智慧财产权，还有偷窃、抢劫、吸毒和卖淫等等。中国的社会危机之所以严重，是因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彻底“解构”，而新的社会体系难以形成。中国当下的社会基层丧失了“自治”的支点，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依赖社会本身的“自组织”，而是基本依赖于政府和政权的力量。 第四个是经济危机。衡量中国经济危机和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标准是相当不同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有1%、2%、3%就已经好得很，谢天谢地了。但是，中国却不能承受低于5%，甚至低于6-7%的增长。因为中国的福利水准太低，没有增长、没有就业，对很多民众而言，就是没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就要出大事。在毛时代，中国农民虽然被禁锢在农村，但毕竟有集体经济，有土地耕作，有小小的自留地，活下去大体没问题。但今天，大多数农民已经与土地分离，没有了家园。如果没有工作，不能挣钱，没有栖身之处，那将是引发社会失衡的巨大能量。
第五个是政治统治和治理危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中国是“敌人”最多的国家。1980年代是中国“敌人”最少的年代，但自“六四”之后，“敌人”就多了起来，有国内的，有国际的。与毛时代比较，只增不减。特别需要说的是，其中的不少“敌人”其实是“假想敌”。“敌人”的数量和统治成本有极大的相关性。所以，中国政治统治和治理成本，无论和中国过去比较，还是和美国比较，都与日俱增，集中体现在着名的“维稳”开支上。在经济高度增长，财政收入维持两位数增长率的情况下，这自然不是问题。一旦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形势恶化，就难以为继了。
我所说的这些危机，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都不是积累了一年两年，而是10年20年了。这些危机相互影响，已形成一种危机的“叠加效应”。任何一个危机没处理好，都可能引爆其他危机。中国有句古话是“前人种树，后人纳凉”，但也有“前人造孽，后人遭殃”的说法。中国未来的根本挑战是：不仅要维持经济增长和发展，还要面对和正确处理过去30年所积累的各种危机。所以，中国的领导人是当今世界最累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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