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港媒评论指，梁振英在首份施政报告里，成立了数个部门，他可以把理念和策略说得天花乱坠，但如何能够推动政府这部庞大的机器，把构思落实，却是另一回事。
很久以前，中国老百姓有一句顺口溜，那就是“国民党是税多，共产党却是会多”，讽刺共产党由朝到晚都是开会、作报告。
梁振英是否共产党老百姓并不知晓，但他的“会”却真很多，在公布的施政报告里，竟然成立了2个局、9个委员会、3个专责小组﹗
那分别是金融发展局、海滨管理局、经济发展委员会、香港与内地经贸合作咨询委员会、土地供应督导委员会、标准工时专责委员会、中医中药发展委员会、渔业持续发展基金委员会、免费幼儿园教育可行性研究委员会、检讨医管局运作督导委员会、推动绿色建筑跨部门督导委员会、CEPA联合工作小组、推广香港成为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小组、单肢伤残人士申领伤残津贴部门工作小组。
这还未计算较早之前成立的扶贫委员会，以及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等。
梁振英打着“求变”作为旗帜而上台，让那些因为高楼价、贫富两极化和其它深层次矛盾，而生活得水深火热的民众，对他期望甚殷。原来他开出来的药方是开多几个会，开多几次会。
从梁振英上任之后计，已经等了6个多月，从他当选之后等计，更是等了近10个月，原本大家期望，今次施政报告会对一些水深火热的课题如房屋和扶贫，以至经济发展策略和产业政策等，提供较为确切的答案。谁料到，结果只是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委员会和小组，继续“吹水”而已。
例如，说得咬牙切齿的扶贫，也只是交由扶贫委员会讨论，什么社会保障、退休保障、低收入家庭补贴，继续交由扶贫委员会讨论；又例如，之前言之凿凿的15年免费教育，如今施政报告只是提出由教育局成立免费幼儿园教育可行性研究委员会，研究其“可行性”。
温故知新，我们看看董建华，也就是梁振英的伯乐、师父，当年做过些什么。
1997年，董建华发表首份施政报告，成立了一个高规格的策略发展委员会，并称：“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工商、金融、基层等界别人士和学者。委员会将从经济、人口资源、教育、房屋、土地、环保、与内地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务求香港的资源得到适当运用，使香港能够跟上世界竞争潮流，保持旺盛的经济发展活力。”
稍后，他又找来大名鼎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校长田长霖，担任新设的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负责为香港发展创新科技。
更高规格的还有，于1998年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特设国际顾问委员会，负责就香港长远发展的策略性课题从国
际的宏观角度向行政长官提供意见，成员包括西门子、丰田汽车、汇丰、三菱银行等国际商界及企业的杰出领袖。
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些委员会统统“雷声大雨点小”，都是“煲无米粥”，到了今天，香港的产业政策仍是兜兜转转，梁振英仍要在施政报告中声言香港要发展多元产业，要将产业“做多做阔”。3个会，15年，结果香港就是这样蹉跎岁月。
“委员会”，董建华这一招杀手锏，就这样“春梦了无痕”。如今15年后，徒弟梁振英却又再故技重施。
梁振英曾经亲自撰文，鼓吹所谓“香港速度”，声称不能再蹉跎岁月。
但结果，原来也只是开多几个会、开多几次会而已，就是他的所谓“香港速度”。
特首选举之初，梁振英为了争取民望，好让他入闸成为候选人，曾于2011年10月16日，于深水埗与街坊会面时，提出每年兴建公屋单位3.5万个。后来遭广泛质疑可行性之后，他又改口，变成加快未来5年兴建7.5万个单位，把计划在后期完成的一半单位，即约3.5万个单位，提前在一年内完成。但到了今次施政报告，这些承诺已经统统不提，就像他那僭建的地库一样，已经变得“不存在”。施政报告只提到，2012/13年度起5年内落成约7.5万个新公屋单位，在2018年起的5年内，公屋的总供应以至少10万个单位为产量目标。竞选期间，梁说过香港有的是地，只是欠缺规划，更说过不少地是徒然拿来“晒太阳”，到了今天，他却为了“扑地”而头痛不已。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除了选举时乱发空头支票的政客所为之外，这个故事亦说明，有些事情是“说来容易做时难”。梁振英能够在《明报》写了几年笔阵，但在当选特首之前，却没有半点掌管任何政府部门以至公营机构的经验。他可以把理念和策略说得天花龙凤，但如何能够推动政
府这部庞大的机器，把构思落实，却是另一回事。懂得写时事评论的人，不代表他们懂得如何“落手落脚”治理好香港，这一点笔者早有自知之明。
梁振英终于发现“吹水”与管治，原来完全是两回事，于是成立委员会之类来buy time的“时间伪术”，也成了他临急抱佛脚的“救命草”了。
梁营人士张震远16日晚在电视特备新闻节目中，谈到房屋问题时，要我们有多一点耐性，要看到梁振英长线给了我们希望。
听到之后，笔者只能苦笑，并想回以凯恩斯的名句：“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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