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一度被搁置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部就有拍白求恩题材电影的想法，当时考虑的是改编周而复的传记小说。
周而复是最早接触白求恩的中国作家之一，先后写了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的断片》和长篇小说《白求
恩大夫》。周而复表示自己不懂电影，但还是交出一个初稿。但以后便无下文，后来才听说是时任中宣部电
影处处长的江青有看法，认为“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还拍不过来，为什么要去拍外国人的故事”，这个题材只
得搁置一边。
到了1958年，这个题材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周而复明确表示没时间再搞这个题材，文化部只有另择目
标，那就是加拿大的两位作家泰德•阿兰和西德尼•戈登。
阿兰和戈登都与白求恩有所交往，他们合作写的《手术刀就是武器 白求恩传》史料丰富，叙述客观。文化
部将剧本任务交给了上影并召张骏祥进京与两位老外商谈。商谈过程中，两位加拿大作者不解的是，中方最
关心的是白求恩的思想历程，包括白求恩如何从人道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来中国对于这一转变的意
义等，但对白求恩的行为举止、脾气习惯等细节却不甚注意。
导演重走白求恩之路
数月后，戈登交出初稿。此时，文化部明确海燕厂承接白求恩影片的拍摄，张骏祥担任中方编剧。一切都像
是要上马的样子，但剧本送上以后又一次杳无音信，原因仍是没有人对种种不确定问题拍板，对剧本也意见
不一。阿、戈的初稿确实存在弱点，如陈荒煤评价，“中国人的形象没有一个活的”，另一个问题是白求恩的形象没有发展。作为导演，张骏祥需要细节，需要生动活泼的素材，这些只有采访才可能得到答案。在张骏祥的采访名单中有元帅、将军，也有太行山深处的老农民，更多的是当年八路军的基层干部和战士，还有战地医院的院长、医生。
张骏祥的采访本上记录了这样一些逸闻和细节：白求恩脾气大，容不得一点马虎。消毒不到位、手术器械没摆好、晚上护理值班打瞌睡、做手术时聊天抽烟、不肯为伤员洗澡洗脚、嫌伤口臭戴口罩等等，他都要发火骂人。白求恩亲自给伤员洗澡洗脚刷牙。领导给的马自己不骑给服侍他的小战士骑。批评了人，骂了人，过后又亲
如一家。白求恩吃穿不在乎，但不抽烟不行。到一个地方就和接待他的首长、百姓又拥抱又亲吻的，弄得人家很尴尬。行军途中，驮药的马必须靠近他，一走远就不放心。对日本俘虏他不大情愿给他们治疗。领导曾想给他介绍一个中国妻子，被他拒绝，理由很简单，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在一起也不会幸福。这些细节在后来的影片中基本没用，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张骏祥重新编写剧本。
选择主演是难题
张骏祥一直坚持影片必须有白求恩来华前的内容，理由如他在十多年后的文章里所说，“没有这一部分，观
众就不知道他是抱着多么强烈的对法西斯的憎恶和仇恨到中国来的，会对白求恩的某些行为不能理解”。考
虑到种种实际困难，张骏祥经过仔细排比，把国外场景的拍摄量压减到最低。但最后，还是夏衍把话说明白
了：“拍国外部分现在有困难”。
另一个伤脑筋的是主演的人选问题。在不可能请到西方专业演员、也一时找不到领导要求的“思想进步的外
国演员”的情况下，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谭宁邦身上。
谭宁邦曾是电台播音员兼制作人，是少数的在1949年后仍留在中国的西方人之一。尤其难得的是，谭宁邦
对《白》的剧本给了很高的评价，称赞它“结构好，戏剧动作生动，人物性格突出”。事后人们都认为，选择
谭宁邦虽然是个无奈之举，却是个正确的选择。1963年9月份，电影开机。《白》完成后被搁置了一年，
1965年，张骏祥试探地送审，但文化部仍在整风，拒绝受理。12年后，《白求恩大夫》成为“文革”结束后第一部上映的“禁片”，得到一片称赞声，它的质朴、真挚让观众看到了某种久违了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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