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是争议不断，而近日习近平又发强势言论，看来短时间内不会与日本有什么正式的对话交涉。事实上，在中日历史上，两国屡次交涉，中国得到的只有惨痛的教训。
一
如果就相交之道来论，中国绝无负于日本，日本大有愧于中国。百年前的两千年，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于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受的创痛，纵不能谓均系来自日本，而实以日本所给予者为最多最巨。结果中国固饱食其害，但日本又何尝利？损人害己，徒为第三者制造机会，诚所谓两败俱伤，亲者痛，仇者快！
十九世纪中期，是远东局势激变的时代，中日同为遭受侵凌的国家，同面临一新的危机，处境相若，利害相近。以地理的关系，中国首当自西而东的汹涌巨潮之冲，南而海洋上的英吉利，北而大陆上的俄罗斯；以历史的关系，中国有其悠久传统与自得文化，虽不拒人千里，亦不轻于去从。日本情形大异，而最近的中国又作了它的前车，它明白了如何因应。在明治维新前五年，即一八六三(同治二年，日本文久三年)，目光炯锐的李鸿章，于其上曾国藩书中曾云“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备致赞佩之意，毫无嫉忌之情。明治维新之后，他又论到日本“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于钦慕之中实有谅宥。设若日本的自强始终是为了“御侮”，不惟是中国之幸，东亚之荣，世界之福，更是日本的应取之道。然而事实上证明其绝不如是。它明于现势的如何因应，但昧于将来的如何自处。
少数较有远识的日本人，鉴于东方国际情况的剧变，“日本介居其间，譬如孤城独峙，势将危殆”，俄国尤为可怕，欲“求唇齿之邦于宇内，舍满清殆无有也”，这是正确的看法。但是另一部分有力者，不作此想，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发(太平军)之扰，外被英法之侵(一八五八—一八六○年英法联军之役)。……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亚东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武勇于宇内。……清人与日本人异，苟兵力足以制其民，则无不帖然从服”。其视中国为如何，及其居心为如何，昭然若揭。八十年间日本的策略大体不离乎此。但并未全如其打算，内忧外患的中国，固予以可乘之机，然而兵力既不能使中国人民“帖然从服”，先发亦未能制人，终且为人所制。甲午战前，尚系伺隙而动，乘危侵凌，甲午战后，狰狞面目已露，民初以来，变本加厉，投降前的十五年，则等于疯狂。
二
日本之走进近代国际政治，为一八五四年的事，较中国尚迟十二年；此后的十年，虽是中国内外多故，情势岌岌，日本亦正自顾不暇。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明治维新，立即移其目光于中国。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国连遭英法的军事打击，俄国的鲸吞蚕食，十八年的长期内乱，积弱不振，一八七○年西南西北的骚动正在有加无已(黔苗及云南陕甘新疆回变)，而天津教案(法国领事遇害)，不惟几演成中法之战，且招致列强的共同抗议与示威。就在此时，日本派出了专使前来，预请订约，用意已属不善。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是相当认识日本的，如予拒绝，“必为我仇”，何况日使又动之以“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的甘言。
及后议及约文，日使则定要援据以往中西不平等条约的成例。最后除了“利益均沾”一款，其余如领事裁判权、协议关税等事，应有尽有。中国愿以平等地位待日本，日本反以不平等待中国，如何会作到“同心合力”？约文中的第二款，谓此后两国应互相关切，若他国生事，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这是中国的主张，足见中国确想作到“同心合力”。条约订立于一八七一年，日本迟不批准，翌年竟提出修改要求，不惟要添入最惠国条款，且主删除此一条款。李鸿章斥其墨沈未干，忽翻前议，责其失信反复，坚不允行。日本的存心，亦即可知。这是中日双方态度的开始表现，孰是孰非，毋庸多说。条约的第一款明定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称有侵越，而在换约之年(一八七三)，所谓台湾“番地征讨”已呼之欲出，“征韩论” 亦正高唱入云。后者暂时虽未成事实，前者竟于翌年揭开。既不预先行文照会，径自发兵犯境，不惟破坏条约，亦且是无理取闹，行径诡变，谲诈已极。诚如李鸿章所说：“去年才换和约，今年就起兵来，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我从前以君子相待，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丢脸？可谓不够朋友！”“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大丈夫做事，总应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李以“君子”“朋友”看待日本，而它不以君子朋友自居；李希望中日“和好”，劝告日本做事“光明正大”，等于痴想。这时正是日军在台湾大肆烧杀，陆军大臣上其“外征三策”，太政大臣通知陆海两省准备对华军事。大规模的战争虽不曾演成，而日本专使大久保利通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的外交部)的凶狡狠辣，发前所未有。日本第一次的对华最后通牒，即是他所提出，措词万分令人难堪！声言“两国生灵终为何状，未可知也！”两周之后，再以恫吓的口吻，表示决裂，各行其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中国屈服了，中国的地位更低落了，我们无力抗拒西洋，亦不敢抗拒日本。谈判的期中，英国已想乘机渔利，第二年即以滇案(马嘉理事件)为题目以逞其大欲。同时中国当局对日本的看法亦完全改变了，“寇志渐长”，和好无望，“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语)，这是中日关系的大转向，而其责自有人负。
三
日本之干涉琉球，始于中日订约的次年，实行并灭，在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明治十二年)，正当伊犁交涉之时，不久中俄关系紧张，中国深恐日俄相结，日本果然起而勒索。一八八○年(光绪六年)六月俄国兵船驶向长崎集中，作进扰沿海的姿态，七月日本重提琉球交涉。并及最惠国条款。北京当局不敢坚拒，若干人士亦主速了此案，联日孤俄，但反对过分对日让步者亦多。李鸿章对日原抱善意，而近十年来日本所给他的印象，使他不能不改变态度。他认为海防重要，日本近在肘腋，尤为中土大患，西北问题，比较次要。俄国的强大，在日本之上，俄事了，则日本即戢其戒心；俄事未了，则日本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夫俄与日本强弱之势，相去百倍，若论理之曲直，则日本之侮我为尤甚”。这是李鸿章联俄动机的由来，亦是联俄政策的最初表现。其是非得失且不必论，而逼得中国走向此途的则为日本。
朝鲜问题更是中日争执的症结。日本对华的前期政策，在这一幕中，尽可能的发挥。侵台之前，征韩之议虽起，然尚有所顾虑，侵台之后，确实证明中国对于自己的本土尚无护卫之力与果决拒抗之志，何况于属邦朝鲜。江华岛事件一起(一八七五)，日本即决定断然处置，否认中韩一体的历史关系。当李鸿章与日使森有礼谈判之时，仍想纳中日关系于正轨，谓东方诸国，“均须同心和气，挽回局面，方敌得欧罗巴住”，而森有礼则赤裸裸的说出，“和约没有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更进而谓“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鸿章警告他不可一味逞强，否则终不为天地所容，如若开仗，“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有礼的回答是：“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态度？最后李又忠告他“俄罗斯听见日本要打高丽，即拟派兵进扎黑龙江口”，“那时乱闹起来，真无益处”。但是日本正要人家看笑话！
李鸿章原本无意反日，更非无保留的亲俄，他知道俄国一样的不是朋友，屡次向朝鲜当局道及备御俄人之方。江华事件过去之后，不久(一八七六年十月)日本前外务卿副岛种臣过天津与李论及时事，表示中日当并力防俄，李曾称赞他才略不凡。接着森有礼亦和李谈到俄人南侵的可虑，欲与中韩联合以拒，决不同室操戈，李亦深韪其议，并云彼此均应体恤朝鲜孤立之情，不可逼迫以难堪之事。中日关系似有新的转机，而实际日本毫无诚意，并力防俄，绝非由衷之论。伊犁事件日本所表现的态度，使李无法再寄予希望。中法战争的期间，其对朝鲜的行事，益使李鸿章不能不先其所急，全力应付日本。一八八二年的朝鲜京城兵变(壬午事变)，即令非日人策动，而其此后则谋我愈急。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明治十七年)中法明白决裂，日人诱说法人北犯，鼓惑韩人叛华，威吓利诱，谓中国将被瓜分，于是有二次韩变(甲申之乱)，日军公然参加，中日竟至交兵。翌年挟制中国订立天津条约。中国之所以不能全力援救台湾，李鸿章之所以于谅山大捷之后，仍不得不对法让步，放弃越南，即是为了应付日本。就在此时，俄国的魔掌伸入了朝鲜半岛，要求韩国的练兵权，干涉外交，觊觎港口，朝鲜大有完全折入俄国之势。一时日本顿感中日相持之非得计，后以俄国对英美有所顾忌，暂为缩手，日本故态复萌，终于有甲午之战。
四
甲午之战的近因，一为东学党之乱；二为中日撤兵问题；三为共改韩政问题。东学党与日本的侵华秘密组织“玄洋社”(即后来的黑龙会)的关系，日本之如何狡不撤兵，如何故拿改革韩政问题以难中国，促使中日破裂，挑起战争，这里均不拟多说，我们只看它战胜后对中国的气焰与恶狠态度，及李鸿章所表示的意见。中国第一次赴日的和平使者，在广岛备受日本的欺辱，议和大臣应得的权利，亦不许照享，伊藤博文(日首相兼全权)的说帖对中国复多斥责讥讪之词。及马关谈判正式开始，李鸿章首谓中日“总以永好为是，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日)有益”，彼此“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次对于日本的改革进步，深致赞羡，又论东西形势，以戒兄弟阋墙之招外侮，确能见其远大。而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则谓为“东方经世家家常茶饭之谈”，甚至说他“狡猾”！二次谈判，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执意不让，李鸿章再度解说：“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
久后必须和好。但欲我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三次谈判，他劝日本“回头”，“少走几迈，不亦可乎？”但是器小易盈，志得意满的日本见不及此，决不肯“回头”或“少走”。
谈到正式和约，日本提出割地、偿款、重订商约等酷辣要求，李鸿章在答复的说帖中，谓“如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子孙永成仇敌”，“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之约”，“屹然为亚洲东方筑一长城，不受欧洲各国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图，徒将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说帖的结尾，他重行向日方忠告，谓“极盼约章一切妥善，毫无流弊，…… 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今日赔费数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员，或广或狭，皆属无关紧要。至于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远雠仇，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他希望使“将来嫌隙无从而生，衅端无从而起”，两国百姓“永远和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
这番有关中日两国未来命运的大道理，在日方则视为不入耳之言，反认李鸿章迷梦未醒，置之不理，专一逼迫李鸿章将条款“可否之处”，明白作复。伊藤限令李经方(鸿章子)即作诺或否的确答。声言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如谈判破裂，命令一下“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中国全权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李伊第四次谈判之时，伊藤再言“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毫不放松。最后一次谈判，李鸿章苦苦哀恳，伊藤仍说“万难少让”，“此系尽头地步”。此时李不能不佩服日人的“口紧手辣”，并补充一句谓“将来必当记及”！但日本是不问将来的。五
日人常说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以夷制夷”，尤其是要联俄制日。李鸿章，甚至中国，何以要走这个路线？这是日本之力？琉球问题开其端，甲午之役促其成，这是饥不择食。俄国虎视眈眈，时时在找机会，在造机会，而日本人又一力为助。甲午争端初开始时，李鸿章正感无奈，俄使喀希尼()挺身而出，义形于色的说“不容日本妄行”，并谓日本如不撤兵，即用实力压迫。这自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直至战争爆发的前三天及后一天，喀希尼尚告诉李鸿章，已电请他的政府派兵驱逐朝鲜日军，及英俄已经商妥，勒令汉城日军退往仁川，日如不遵，必有办法。不少史家谓李鸿章为俄国所误，外交积极，军事落后。不少史家谓喀希尼并不能代表俄国政府的政策，李鸿章轻信他的大言。其实是俄国自有其阴毒策略，它惟恐李鸿章对韩事缩手松劲，它惟恐中国不敢对日应战，它惟恐远东不乱。一旦战争发生，无论胜负谁属，势必两败俱伤，它自可坐收其利。它对中国，表示好意，多方鼓励，口惠而实不至，它对日本表示干涉终不出以坚决，处处预留地步。
中日交战期间，俄国无时不在密切注意，海陆军分道东来。
一方面想伸足朝鲜，一方面决定进入满洲。一向主持俄国东方外交政策的财政大臣威特(Witte)尤希望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东北，并攫取不冻港口。俄皇尼古剌二世且认为瓜分中国之期不远。中日和议开始，中国对俄望援愈切，特别是身当其冲，见逼于日本的李鸿章。三国的对日干涉之形成，虽因素复杂，俄实主动，授以机促其成者为日本而非中国。从此中国固深受巨害，日本又何尝完全有利？既结怨于华，复见辱于俄，朝鲜未能独霸，俄势反居上风。而中国不胜其愤恨恐惧之情，全国上下短期间莫不对俄国怀具幻想，俄自极力施其威诱，始之以对华借款(一八九五)，继之以同盟密约，建筑横贯满洲铁道(一八九六)，占据旅顺大连(一八九八)，置中国于其财政、军事、政治控制之下，视东北为其囊中之物，进而准备鲸吞整个北部中国(一八九八年一月英俄商谈对华问题时，威特坦白的告诉英使，迟早俄国将有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庚子事变给俄人实行占领东三省的机会，而祸源则起于甲午之役，或马关和约。
日俄战争，日人常自谓有德于中国，有功于东北，其实是为了分赃未成。如果俄国对朝鲜肯完全放手，一任日本所为，允许在满韩交界划定中立地区，日本即会承认俄国在满洲有权采取必要措置，战争即不会发生，最少不会在那时候发生。其次，如日人所言，这是日本赌国运的战争，虽然获胜，确是胜来万分艰险，然而这是它自取。再次中日虽有深怨，中俄虽为同盟，中国的同情则完全在日本方面，东北的志愿军(胡匪)全力协助日军作战，辽西的中立区予俄方以相当的困阻，中国的驻军无形中给日本的敌人以侧面威胁，这固由于俄国的多行不义，而“血浓于水”的同种同文心理与大义，亦不能谓为全无关系。中国之外，英美的态度关系尤大。英日为有形的同盟，美日为无形的同盟，它们不惟在精神上外交上给日本以莫大援助，英国对俄国舰队东来的阻挠，美国在财力上予日本的便利，更是日本胜利的重大因素。
胜利之后，日本之报诸中国者若何？它不能向俄国索得满意的战果。竟实行其“战胜之报酬，不必径取于俄”，而要取之于中国的决策。它不仅继承俄国所让与的南满权利，且扩大加强。它不仅对中国负义，且对美国忘恩。它多方勾结，甚至转而联俄，互为狼狈，接连成立协议与密约，分别霸占东北，兼及蒙古。中国愿意开放东北，美国亦不希望关闭，日俄则出死力以拒，此为甲午之役加重中日国交恶化的大原因，亦为日美关系转变的大关键，太平洋战争及日本最后败降的远因，须于此求之。
六
日人曾帮助过中国的革命，但绝非同情于革命，有爱于中国，目的是在制造不安与分裂。武昌起义，革命成功在望，日本舆论高唱干涉之论，日本政府拟分中国为二，北方维持清廷，而以东北方为交换条件，南方建立共和，但须置于日本保护之下。复以护侨为名，日军分向京津汉口出动。以国际的阻力，阴谋未遂，而于民国政府的承认问题，则已索得满蒙五路的代价。第一次大战发生，远东情势失其平衡，日本认为是扩大在华势力的百年不遇的最好机会。当日军攻略山东期间，侵略中国的秘密组织“黑龙会”已拟好了“使中国自愿投依日本”的方案。八十天后，酷烈的二十一条要求提出，谋一举而断中国命脉，袁世凯虽被迫屈服，国际上日本仍有顾虑。日俄战后，两国已有过三次协定与密约(一九○七、一九一○、一九一二)，二十一条交涉后的第二年(一九一六)又有第四次的协定与密约。以往系限于满蒙，此次则包有整个中国；以往只是外交合作，此次则为军事同盟。协议中互相承认在远东的领土权利与特殊利益，等于予日本二十一条的保证，约中更明定不使中国落于任何第三国政治势力之下。
甲午战争以来，它已有意无意的予俄国在远东以方便，日俄战后，且甘心将俄国引入中国为虐。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帝俄崩溃，日本更加猖狂，它要将中国独吞，操纵中国的参战，经济侵略，与军事控制并进，西原借款与防敌协议纷来，大规模的制造中国内乱。日俄之战，中国是中立国，而日本反向我取偿，此次中国是与日本为共同对德的战胜国，我们的遭遇更惨。巴黎和会中国抱了满心希望，结果是伤痛的失望，这失望是日本所给的，俄国革命之后，苏俄的目光更为锐利，策略更为奸诈，不断对中国表示其虚伪而阴狠的同情善意。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以日本为中心的协约国将假道东北出兵西伯利亚之时，苏俄即发布声明承认中国对中东铁路所经过地域的土地权，并且可以付款将该路收回。明年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深感公理正义均欺人之谈，五四运动之后，民族意识蓬勃而起，反日空气弥漫全国，苏俄把握时机，立即发出其第一次对华宣言，愿意放弃帝俄在华的“掠夺品”，愿意放弃中东铁路、庚子赔款及一切特权。一九二○年(民国九年)又有二次宣言，重申斯旨。当中国正苦于日本的荼毒，举目无亲之时，尽管苏俄所放弃的均为它那时不能享受过问的帝俄遗产，尽管为空头支票，表面上总不失为雪中途炭，这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智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所发生的反应与印象为如何？这时中国对苏俄的幻想尤远过于甲午战后。我们注意共产主义在华的宣传就在此时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成立，温床是日本给它设备的。
直接间接为俄国效力还不算，日本又不顾一切的摧毁中国的新生力量，民国初年的长期军阀混乱，无一不与日本有关。民国十七年的国民革命正在顺利推进，它更蛮横强暴的出兵山东，血洗济南，公开阻止东三省的归附中央，声言已具强固决心，将取自由行动，即干涉内政，亦所不辞。民国二十年中国统一大致完成，九一八之变随之而起，此后的凶狂，为众所共知，中国再四忍让，从事自身改进，内部建设，而它不我之许，终出之以自杀性的全面侵略，演成今日的悲剧。
七
近代中日开始接触，中国即抱善意合作的态度，条约中特别列入“互相关应”、“彼此相助”、“以敦友谊” 一款，日本则视同具文，处处反其道以行。它的外交官竟说“条约没有用处”。甘愿第三者“看我们的笑话”。但是这并非“笑话”！甲午之役，日本责中国“以夷制夷”，其实是过于恭维李鸿章了，他联俄则有之，制日绝说不上。真正实行“以夷制夷”的则为日本自己，日俄战后，它不仅通谋新敌(俄)以抗旧友(美)，而且结之以共祸邻国。先为日俄相互为用，终则日本予俄以隙。帝俄在华的“掠夺品”，苏俄可以冠冕堂皇的声明放弃(一九一九)，亦可以无义无耻的强行收回(一九四五)。虽说是决之于它的便利，而实是决之于日本所给它的便利。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教训，接受历史的教训，认识过去，方能认识现在。八十年的时间不为短，中日的关系不为浅，大家应当理智的以考其功过是非，切实的以计其所得所失，再决定今后彼此相处之道。这里我们再重述一八九五年李鸿章对日本所进的诚恳忠告：
一、中日如寻仇不已，有害于华者，未必于日有益。
二、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
三、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互相援助之约，为亚洲东方筑一长城，不受欧洲各国之狎侮。
四、中日两国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远雠仇，则有关于日本国计民生者甚大。
那时中国是战败者，日本认为这是一套浮词滥言，时至今日，当作何感？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如尚有知，或不至再以轻蔑的口吻斥其为“狡猾”，鄙之为“家常茶饭之谈”。
中国当然亦有其应痛彻反省之处，除了“以德报怨”的态度外，亦必须不忘美国故总统格兰忒及其随员(后来的驻华公使)杨越翰(John Russll Young)的诚恳忠告。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琉球争议方急，适格兰忒东来游历，中国托他调停，他到日之后，两次致书李鸿章，一则曰“甚盼两国(中日)各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中国自强并非难事，再则曰“甚盼望中国亟求自强，……有那般奸人，愿中国日弱，他好乘机图得便宜”。杨越翰的函中，说得尤为爽直，谓“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弱，自家强，所为无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则他国难保无轻视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国反省的，是他以下的几句话：
一、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
二、中国大害在弱之一字。
三、国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
我们要牢记我们两位美国诤友的良言，这是我们自处之道；日本更勿再负李鸿章的期望，这不只是日本自处之道，更是交邻之道。八十年的中日不愉快的关系和惨痛经验应永远让它成为不复重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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