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目前状况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还是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由于缺少绝大多数体制外知识精英、企业精英对革命的认同支持和参与热情，中国推动政改诱发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无论其取向是向左还是向右。现在的执政团队完全没有必要天天如临大敌，把自己搞得如此紧张，仿佛中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颜色革命。只要中国顺应世界潮流的改革开放没有停滞或倒退，担心革命的防空警报就应予解除，以便于中国社会的气氛更加湿润清新。
本人在《中国政改及前景的思考》一文中，曾对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和中国政改能否引起革命的话题有所涉及，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或存疑，这里想就此话题再做一个专门的解读并补充一二。
读罢托氏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悟良多。但解读到最后，所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可能会因为改革而引发革命；而是相反，中国可能会因为误读而放弃政改，重回专制，进而引发革命。
中国的现状在某些方面确实很象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的那样，一方面，1789年之前的法国经济空前繁荣，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方兴未艾；另一方面，社会阶层日益分裂，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社会道德快速衰败。最终，大革命就发生在政府正在改革、经济处于繁荣的时候。托氏认为革命前的繁荣有两个原因，一是强大但不再固守专制的政府；二是不断被唤醒的民众发财致富的欲望。改革使政府模式从单纯维持统治秩序转向促进公共事业和关注经济建设。托氏看到这种模式变化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中国目前从上到下发财的欲望和刺激这种欲望的热情，比当时的法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目前社会阶层分裂的状况和社会道德衰败的速度更是比当时的法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人们有理由担心，中国会发生革命吗？特别是，中国会因改革诱发革命吗？
显然，民众的致富欲望和官员的发展热情并没有错，政府的改革转型也没有错。因为害怕革命而放弃改革，回归当年专制时代的贫困和稳定，不仅违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而且最终只能导致革命更猛烈的爆发。
把革命爆发简单归于改革所致进而惧怕改革，显然是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缺乏深入解读和科学分析的浮浅推论，更不是托氏的本意。托氏在本书中实际想表达却常常被多数读者忽视的核心思想恰恰是，对于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的自由而言，由上而下的改革要远胜于由下而上的革命。上层荐书的本意大概也主要在这里。
托氏明确指出了，坏政府的改革才是最危险的革命诱因。遗憾的是，托氏在书中没有进一步分析什么才算是危险的坏政府改革，什么才算是安全的好政府改革。
不过，托氏在某种程度上已看到了坏政府改革的问题所在：政府在从单纯维持统治秩序转向促进投资建设的改革过程中，吸取税收的财政冲动日益膨胀，但财政管理不善，税赋分配不公，市场限制重重，忽视对贫困人口的扶助；尤其是改革不敢触动权力膨胀，卖官鬻爵，官商勾结，横征暴敛，世袭特权等深层政治弊端，使人民在拥有土地财产、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越来越感受到政府对个人利益和自由的侵害。
从托氏论述中我们不难引申出来的结论是，那种单纯注重投资建设发展经济、不同时注意约束政府权力 、保护公平竞争、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跛腿改革，才是导致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
中国现在需要从法国历史中汲取的主要教训是，不能只刺激经济发展的热情，而不建立和维持这种发展热情赖以存在的公平条件和制度；不能只鼓励民众发财的欲望，而不尊重和保护这种发财欲望赖以生存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托氏对专制和革命的双重忧虑是有道理的，因为专制和革命都不会带来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历史的发展已证明，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只能在平和妥协理性的中间状态下，即通过改革达到的宪政民主状态下，才能实现。
托氏发现，法国大革命之所以爆发，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却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一大批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知识精英非常认同革命，并热情参与其中，成为革命的主导。这些知识精英深受激进理想主义思想的影响，以为革命可以摧毁旧制度的一切弊端，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殊不知革命过后，不仅旧制度的专制弊端加倍复辟，而且旧制度中正在生长的尊重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萌芽也荡然无存。这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精英都未曾料到的，也是托氏书中反复强调应汲取的教训。
与当时的法国不同，中国现在的绝大多数知识精英，不仅没有激进理想主义的倾向；而且对大革命的上述后果，也都保持高度的警惕。中国知识精英和企业精英现在的最大诉求，就是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尊重和保护；并且他们已深知，任何形式的革命都不可能带来这些，唯有通过自上而下的不断改革，走向宪政民主，才有实现这些诉求的可能。
可以说，在防止革命爆发的问题上，中国体制内外的绝大多数知识精英和企业精英，已具有高度的共识。尤其是在中国政改问题上，体制外的大多数知识精英和企业精英已变得越来越成熟、理性并富有妥协和耐心。从这种意义上说，体制外的大多数知识精英和企业精英，不但不再是政府的异已力量，而且将成为新一代领导人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可靠同盟军。
因此，尽管中国目前状况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还是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由于缺少绝大多数体制外知识精英、企业精英对革命的认同支持和参与热情，中国推动政改诱发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无论其取向是向左还是向右。现在的执政团队完全没有必要天天如临大敌，把自己搞得如此紧张，仿佛中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颜色革命。只要中国顺应世界潮流的改革开放没有停滞或倒退，担心革命的防空警报就应予解除，以便于中国社会的气氛更加湿润清新。
应该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坚持改革开放面临的主要危险，还是来自共产党内部的贪腐利益集团。因此，一定要打破将体制外知识精英与企业精英视为异己力量的思维定式，给予体制内外知识精英与企业精英更大的话语空间和活动空间。其实，化解体制外精英层不满的成本，要比化解底层民众不满的成本低很多，也更容易做到；但其对于防止革命和化解危机的帮助却尤为重要。
这样做，不仅不会危害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且会加大对贪腐利益集团的压力，促进中国社会风气的转变，缓和社会各阶层的舆论冲突，并能极大地赢得民众对新一代领导人的认同和对政府改革开放的支持。这是一件只需稍稍调整形势判断，转变观念意识，改进治理方法，且无需任何投资，就能迅速释放社会活力，降低维稳开支，改善政府形象，一举多得、立杆见影的政改实事。
舆情似水，民情似水。拓宽话语空间和活动空间，如同建坝治水。面对同样多的水，要么是小底高坝，要么是大底低坝。哪个更安全？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不建坝，任水漫流，泛滥成灾，显然不可能；但如能拓宽库底范围，降低大坝高度，则大底低坝，比小底高坝，水压要小很多，维护的成本和垮坝的危险更小很多。南都事件和新京事件，就是小底高坝水压太大酿成的教训。
如不是高层明智疏导，险出溃坝大祸。
拓宽民众代表包括体制外知识精英和企业精英的话语空间和活动空间，首先就要逐一清理过去的文件、批示、规矩、做法和案例，纠正若干由于夸大敌情而逆乎民心处理的事件和人物，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重新审视划定并逐步扩展舆论的最大边界，增强民众特别是知识精英、企业精英的自由感和安全感，这将是降低革命危险、防止社会动乱、宜于先行的政改措施之一。应该说，新一代领导人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动作，受到广泛认同和好评。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改革停滞的最大危险不是直接引发革命，而是有可能随着民众不满情绪的加剧，直接导致西来式人物上台。即：不是通过革命方式，而是通过宫廷手段，直接回到过去的独裁专制，进而再引发革命。这是绝大多数知识精英、企业精英以及广大民众最不愿看到的。
综上可知，“中国推动政改会象法国大革命那样引发革命”的说法，实在是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严重误读，而且很可能成为贪腐利益集团阻吓和动摇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坚持改革开放事业的最大借口，亟有澄清其中谬误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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