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1月30日），以洛桑森格为代表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历时四天的藏人“团结运动”，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这次会议透露的信息显示：藏人自焚人数已达99人。自焚事件已经成为目前流亡藏人指责中共统治西藏的主要话题，一些藏人中却静静地展开了一场辩论，他们因年轻人死亡而感到悲痛，也质疑这些举动是否符合佛教教义。被视为西藏流亡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还没有对即将破百的藏人自焚发表新看法。有观点认为，作为藏传佛教领袖的达赖对藏人自焚明知其不合佛教教义，但又想借此作为施压中共的工具，获取政治利益的筹码，所以一直采取含含糊糊的态度，并未出面阻止。达赖喇嘛从当年离开西藏流亡至今，组建流亡政府、策划中间路线、纵容藏人自焚，多次逃避现实，置藏传佛教领袖的责任于不顾，显示其政客色彩浓厚。
抛弃西藏成立流亡政府
1959年3月10日，爆发了当年藏汉冲突的“拉萨事件”。有关“拉萨事件”，50多年来的中外叙述主要分为两个蓝本：一是达赖喇嘛的两部自传，一是前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的一篇回忆文章，这两个版本都没有讲述“拉萨事件”的完整过程。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舍弃”了大多数藏人，开始与中共相对抗的政治生涯。而中共则对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
4月24日，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会见达赖喇嘛时，曾表达同情达赖，但不支持他的流亡，印度也不会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但是达赖喇嘛不顾当时的事实，执意在1959年6月20日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流亡政府成立，并要求西藏独立。之后，达赖喇嘛的言行让人看到的更多的是政客色彩而脱离了宗教领袖的本分。1963年，达赖喇嘛颁布“流亡藏人宪章”，成立由流亡藏人选举产生的西藏流亡议会，并由西藏流亡议会选出西藏流亡政府。2011年3月达赖喇嘛宣布退出政坛，这本应是他回归宗教的很好时机，但从事实看，达赖始终也没能让自己的言行彻底打消外界对他是否真正不理“朝政”的疑虑。
“中间道路”数十年无果
1987年9月，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提出“西藏和平五点方案”，1988年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不追求西藏独立，只要求名副其实的自治。1993年以后，达赖喇嘛在他的一些讲话中，把他的想法归纳为“中间道路”。但是，达赖的“中间道路”宣扬了二十多年，既没有得到中共中央政府的承认，也被藏独激进派所反对。达赖在政治上的收获没有其预期的那么大，或者说，达赖本就不该打着宗教领袖的招牌谋政客的所求。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据称取自佛法中的“中观论”，是扬弃极端的左右两派而取中间的意思。之前曾发表文章《成佛还是做政客 达赖喇嘛莫贪尘欲生妄心》认为，从字面上看，“中间道路”的确与“中观论”雷同，但其实有天壤之别。“中观”的概念，并不是取“中间”之意，而是体现超脱尘世各方取不执着之“中”。
即绝非所谓左中右之中，同“中间道路”不可相提并论，正可谓此“中”非彼“中”。可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并不是真正的“中观”之道。
1988年之前，西方国家出于联华对抗苏联的考虑，对达赖集团一度有所疏远。在这样的情况下，达赖喇嘛1988年4月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首次提出要通过“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1989年至1993年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国际反华势力再次加大了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达赖喇嘛在公开言论中不再谈及“中间道路”，而改为公开宣示“西藏独立”。特别是在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后，西方世界开始孤立中国，达赖喇嘛甚至预言，“5年之内西藏独立会实现”。此后，他又改口宣称要用10年时间配合西方国家肢解中国，实现“西藏独立”。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形势的发展逼迫达赖喇嘛又不得不回到“中间道路”的论调上来。1993年8月11日，达赖喇嘛在印度新德里的记者会上声称，流亡集团将奉行“中间道路”，只要求在西藏实行“高度自治”，而不要求脱离中国完全独立。此后一直到现在，达赖喇嘛常把“中间道路”挂在嘴边。从这个历史脉络可见，达赖喇嘛的多年诉求，更多的是一个政客的见风使舵的投机行为。
为政治目的纵容自焚悲剧
藏人自焚事件始于2009年，达赖喇嘛曾表示“不鼓励喇嘛自焚的举动”，并质疑“这种自焚方式的效果”。2012年7月，达赖喇嘛却又表示，“这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最好保持中立”，但是他又同时明确表示“自焚并不是错误的”。
2011年11月，达赖喇嘛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首次表示，“不鼓励喇嘛自焚的举动”，并质疑“这种自焚方式的效果”。西藏流亡政治领袖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2012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对自焚的立场是与达赖喇嘛一致的。达赖喇嘛一向都不鼓励藏人采取激烈行动，甚至绝食都不同意。”达赖喇嘛随后却出席了2012年2月22日藏人流亡议会举办的声援自焚者的绝食抗议活动。而后，达赖喇嘛2012年5月中旬在伦敦被记者问到藏人自焚是否应该停止时，他也曾说：“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我的回答应该是零（should be zero）”。他又补充说，“已经将政治权力转移给洛桑森格”。
然而，2012年7月，达赖喇嘛在接受《印度教徒报》采访时针对藏人自焚事件说：“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政治问题。而当前现实是，如果我对（自焚事件）给予正面评价，中方立即会指责我。如果给予负面评价，会伤害自焚者的家人，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可不容易。因此我不希望造成某种‘这（自焚）是错误的’印象（I do not want to create some kind of impression that this is wrong）。因此，保持中立是最好的。我从这些事件发生伊始就认为，而且现在也依旧坚持，（自焚）可不是因为酗酒或家庭纠纷导致的”。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珍惜和尊重生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认知和基本价值取向。藏人自焚事件的不断出现，令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感到震惊和痛心。而达赖喇嘛对藏人自焚的表态，不顾佛家的慈悲为怀的根本理念，从佛门精神领袖摇身变为满嘴“外交辞令”、言辞表里不一的政客，令人失望。曾在报道中认为，将生命，尤其是他人的生命，当做争取某种利益的手段，无论这种目的多么“伟大”，也已偏离了教义的原旨，应为厚德高僧所劝谕。而达赖为了政治目的，不敢站出来态度鲜明的反对自焚，明显逃避了他本身宗教领袖应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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