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美国支持的中国国民党、并于中国建政后，美国有不少人指责当时的一群“中国通”让美国失去了中国（the loss of China），这群中国通，包括外交官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艾默生（John Emmerson）、谢伟思（John S. Service）以及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学术界则有赖德懋（Owen Lattimore）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其中被指责之一的中国通，还有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 1908-1999），国民党的败北也让他的外交官生涯一蹶不振。
美国知名东亚学者、宾州大学国际关係讲座教授林霨（Arthur Waldron）在《旗帜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中撰文表示，在戴维斯逝世12年后的201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国通：自传》（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中的“中国报导”，的确透露出他对蒋介石以及蒋的国民政府的悲观态度，同时对他所认为的“中国命运的最终归属”的共产党感到乐观。但是，林霨强调，美国内部针对中国通使美国“失去中国”的控诉是一种将历史事实（共产党最终的确取得胜利）与历史发生当下的乐观支持溷为一谈，如同戴维斯自己说的：“（这些控诉）将我们独立报导和预测的事件形容成那是我们希望且策划进行的。”
中国通戴维斯在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后受到指责。
《华盛顿邮报》专职书评家乔纳森‧亚德利(Jonathan Yardley)认为，这些控诉远非事实，但是，在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事实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戴维斯描述，当时美国正“处在一种公众忧虑、怀疑、焦躁的气氛，这种气氛更被当时中国煽动者、美国游说份子和国会中充满敌意的议员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试图给他们的上级有关中国情势公正的报告和评量的人们，反而成为了“输掉中国”的代罪羔羊。
戴维斯1999年逝世时，《纽约时报》为他写的讣闻中也指出，麦卡锡攻击这些中国通所採用的论述和说辞，反映了当时的“院外援华集团”(the China lobby)的论调，所谓“院外援华集团”是指一群支持蒋介石的有权力的美国人。林霨强调，这种无谓的控诉不必要地牺牲了那个世代最有能力的外交官之一，即戴维斯。中国通戴维斯
戴维斯出生于中国的传教士家庭，他曾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戴维斯自1933年至1940年在驻中国领事馆工作。1942年，他被美国国务院指派作为史迪威将军(Gen. Joseph W. Stilwell)的政治顾问驻于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戴维斯被指派的工作是作为史迪威将军领导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和美国外交官员的中间联络人；作为史迪威的政治顾问，他必须帮助将军在中国政治的迷宫式通路中找到方向，尤其是在由蒋氏夫妇所主宰的政治场域。戴维斯对他们两人的描述是，蒋介石是“时而无动于衷、时而情绪化、固执、且优柔寡断的”，他的妻子宋美龄则是充满心机、“一位漂亮的已婚妇女，如果将专横傲慢、算计的那一面隐藏起来时，则是个迷人且魅力四射的人。”
马歇尔将军希望极有陆上作战经验和能力的史迪威能在军事上对蒋委员长给予建议，并指挥中国和同盟国在缅甸的作战、保障中国在印度的补给供应线。史迪威确实地完成了这些指令，但是，他不是个好相处的人，他的绰号是“刻薄乔”(“Vinegar Joe”)，他几乎不隐藏他对蒋介石的嫌恶，称蒋为“小人物”(“the peanut”)。
戴维斯虽然认同史迪威、也喜爱他直接的情绪，但是，戴维斯承认，他并没有与史迪威建立起深厚的关系。亚德利认为，戴维斯对史迪威是绝对忠诚的，不只是因为他景仰史迪威、更因为他认为史迪威是真的希望将中国军队转变为一支有实力的战力以对抗日本。但蒋介石和他的同伙却大力地反抗史迪威，他们不断地向美国要求武力和金钱，却不是用来抗日，而是用来为最终与共产党的战斗做准备。
当罗斯福试图将史迪威指派为包括中国军队的全军指挥官时，蒋介石表示反对，史迪威并在一场也与戴维斯相关的争议后、于1944年被美国政府召回。戴维斯之后直接飞到了莫斯科、成为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主任秘书，并在1947年回到华盛顿、在乔治‧肯楠(George F. Kennan)的政策计划办公室工作了五年，接着在德国待了一年。
50年代，将几位中国专家视为眼中钉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崛起，并成功地使戴维斯的地位边缘化并被派至秘鲁大使馆。1954年，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将戴维斯逐出外交机构，戴维斯的外交生涯也从此中断。据《纽约时报》报导，当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11月5日要求戴维斯从外交机构离开时，杜勒斯的说法是：戴维斯“缺乏判断力、谨慎态度和可靠性”。但是诡异的是，根据1972年出版、作者为康恩(E. J. Kahn)的《中国通》(The China Hands)一书，这位以能力不足的理由将戴维斯解职的国务卿，却在事后对戴维斯说，假使戴维斯新工作需要人写推荐信，他很乐意帮助戴维斯写一封。
但戴维斯终究没有向国务卿索取推荐信，他此后便在拉丁美洲开展家具生意并环游世界，更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以及外交的书。关于他的忠诚调查令他于1969年得到平反，并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艾许维尔市(Asheville)过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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