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民间和网络舆论场疯传两则消息，一个是因贪污受贿被判入狱的前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被提前释放，受到山西官场与富商的“英雄”般的欢迎；另一个则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在甘肃农村视察时被网友截下的一张图，图中习近平与一位老农亲切牵手，而其身后一位官员则“冷脸”以对。有部分网友人肉此人后认为他是现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有分析认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有一些地方大员长期大权在握、主持一方政局而又得不到有效监督导致这些地方实力派形成不同程度、不断固化的利益集团。尽管中共新领导层越来越清晰地向外界展露立志改革，改善民生的执政姿态和意向，但是在具体到各级地方时，如果顶层设计会损害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遭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拖延、曲解甚至是抵制。习近平深化改革、实现既定政治目标必须破除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的阻碍。
地方政府成利益集团
侯伍杰曾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在2004年12月出国考察登机时被中纪委扣下并“双规”。2006年，侯伍杰被北京法院以受贿88万元人民币判处11年徒刑。据中国网络及部分媒体报道，侯伍杰于近日提前出狱。出狱当天，山西省委一副秘书长亲自手捧鲜花去机场迎接，却被煤矿老板和名流富商捷足先登，一路护送侯伍杰“荣归故里”。部分老板表示要鸣放礼炮被侯伍杰制止。
有消息人士透露，侯伍杰有“卖官书记”之称，其收受的涉贪金额至少5千万人民币，而且还所有房产达38处之多。侯伍杰当年“自己一个人扛下”贪污问题，让其他官员和富商免遭牵连。从中受益的官场人士自然尽力帮他轻判和减刑。甚至有消息称，侯伍杰曾威胁办案人员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我怎么样，那山西将有一大批官员跟着我倒霉，至少要二、三百名干部。”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侯伍杰所称二、三百名官员都存在问题的说法并未得到确认，但是从他出狱如“王者归来”般的场面也能够看出，当地政府与商界已经形成了超越官场的关系和生态。而这种不合理的关系就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山西地方政府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小与深浅难以确认的利益集团。而且，这种利益集团在中国并不是个案。
与侯伍杰同时陷入舆论漩涡的还有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据中共官媒新华网报道，2月3日习近平携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等人前往该省定西市元古堆村贫困户马岗家中探望。数天后，网络疯传一张当时的图片。图片中习近平手牵老农，而老农则转头看向习身后另一名官员。该官员则“冷脸”以对。网友将其名为“板脸哥”，并人肉后称他就是现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
有分析指出，图片中官员是否是王三运目前尚未得到证实。而且即使就是他，这张图片以及他当时的表情也不能向外传达出任何明确的信息。不过，这张图片之所以引起热议应当是由于当前中国舆论多认为，中共中央尤其是习近平与李克强等领导人站在了底层民众的立场上，拥有类似的利益基础与目标，但是他们的利益与目标却与地方各级政府存在对立和冲突。虽然习近平有意推动地方改革，调整财富分配分配以发展民生，但是也会受到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阻碍，成为一道道难以越过的门槛。
利益固化的地方实力派
在十八大之前曾有一篇分析地方实力派的文章《梳理中国政坛派系之四：地方实力派》。
文章提到当今中国政治格局中重要一极就是地方实力派。所谓地方实力派即是指一直在地方省市任职的官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情况相当复杂，地方省市一级所肩负的不介简单的区域领导管理职责，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治理。这类官员一方面人数众多，同时辖区广大，属下官员众多，能量很大，而大都具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态度务实。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地方浸润日久，难免与上下官场形成超越职务范畴的个人关系。这些地方实力派奉行的“山头主义”与“地方保守主义”经常成为与中央暗抗的势力。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坛中的地方实力派多出身和成长于这些利益集团之中。他们不仅依靠这些利益集团保有权力并获得收益，而且为他们提供了相应的政治支持。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实权人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利益集团的一部分。目前被公之于众的除了山西侯伍杰一干人等，还有福建赖昌星，以及重庆薄熙来等人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刊发3,000余字长文《社会转型期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善治的双重意义》对地方利益集团进行释疑，并指出其有益作用，但是始终没有明确指出所谓的“利益集团”究竟是什么，也没有提到地方政府是否也是一定意义上的利益集团。观察人士认为文中提到的“利益集团”只是社会利益集团。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曾刊文《不能让地方利益集团挡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文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阶层，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垄断企业集团。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主宰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而且在权力划分和利益分配方面，已经形成一定的法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变通执行或阳奉阴违执行中央政策以服务于自己和为自己服务的利益圈。
《学习时报》另一位作者邓聿文曾发表文章《谁是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将中国的利益集团分为7类，其中一类就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文中指出，这些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城市化、土地买卖、房地产发展等体现地方政府政绩和利益的活动中，把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市场化、资本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地方官僚集团还在房地产调控、高耗能产业发展、食品整顿、高速公路收费清理等几乎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个个与全国利益有别的独属于地方小集团的利益。
不仅如此，政府在与市场进行深度结合过程中，由于兼有规则制定者、运动员与裁判的角色，还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市场化法人单位的独特优势。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利益集团便凭此发展得越来越盘根错节、越来越固化和模式化，成为中国改革和民生发展的极大阻碍。
习近平需破除地方政府利益集团
与政府利益集团相对应的则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缺少权利、缺少地位、也未能从中国经济巨大发展中获得相应发展成果的广大群众。这也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和民生问题，也是十八大报告中的全面小康与共同富裕的问题。习近平与李克强等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已经十分明确地向外界传达出要在任内大力推动深层次改革，并改善民生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执政意向。而其前提就是要破除地方政府利益集团。
习近平在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从反腐、改作风、戒奢侈等方面着力加强中共党建工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还表示要“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适度规模”、“优化党员队伍结构”等。
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的这些表述释放出了一定程度的清党信号，也为进一步在中央及地方展开大规模人事变动埋下了伏笔。
习近平在强调反腐时曾提出要既打“老虎”，又打“苍蝇”，并且在不到3个月时间里使得李春城、吴永文、衣俊卿、刘铁男四位副部级高官落马或涉案，引起中央及地方震动。此外，也有舆论认为在中共十八大之前薄熙来的落马，也有习近平的参与和重要作用。薄熙来主政山城重庆多年，大搞“唱红打黑”，在许多方面与中央进行或明或暗的对抗，不仅违法获取了巨大利益，也对中央权威造成损害。
然而，当前的反腐对于顽固和沉闷的地方利益集团仍然只是点的突破，真正破除这种势力需要的是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和强有力的执行。习近平应当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后纪检委第二次全会上发出反腐强音。此番讲话具有突破性和建设性意义的内容至少有两个，第一是约束权力，加强制度反腐。习近平明确表示，“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第二是严格要求地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贯彻执行中央精神与政策，与中央保持一致。习近平表示，“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并提出三个“决不允许”：“ 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邓聿文认为，打破这个利益链条需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专注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而不是去参与企业的经营；就是公开政府和企业收费的相关信息；就是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实质性的约束，避免其在发展经济的冲动下，把权力腐败化、资本化。
也有观点认为，仅凭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无法在当前起到足够的效果，真正打破地方政府甚至是中央利益集团必须建设和实践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需要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还要对政府进行严格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然而，在当下的中国，改革共识的取得已经实属不易，政治体制改革更是敏感的话题和艰难的任务。习近平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推动力量，未来更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破除利益集团阻挠，切实维护和提高最广大人群众的切身利益。这对于中国、中共以及习近平自己都是一件功在千秋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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