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3年省级地方“两会”全部结束,大陆各省(市、自治区)检察机关工作报告不同程度对该地区5年查办职务犯罪数据的披露,引起中国社会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至2012年间5年来,有至少742名厅局级以上高官落马。另一份报告指出，在十八道后持续3个月的反腐风暴中，中共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已经宣布了至少15名厅级以上干部落马、12名厅级以上干部免职的信息。厅局级官员因种种问题落马的现象持续加重，成为今天中国官场一个显著特征。而如何处理好这批不上不下、手握实权的中级官员的贪腐、渎职情况，解决他们在仕途前进道路上的“天花板”现象，成为习近平、王岐山乃至新任中组部长赵乐际所必须面临、解决的问题。
数量庞大的厅局级官员
在中国公务员系统的级别划分中，厅局级干部处于国家级、省部级干部和县处级、乡科级干部中间，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地位。这些官员的职位上至中央级别直属部委的下属司局室一二把手，下到各地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甚至包括一些国企、省属高校的领导干部。但也正是这一批官员，他们手握实权，是中央很多制定的执行者，是乡镇级干部的顶头上司。他们既不是如薄熙来、李春城那样的“老虎”，也不是“小苍蝇”。他们中的很多人，具有高等学历和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能力突出，洞悉中央层面的决策，有仕途更进一步，成为高级领导干部的潜质；同时也充满了中国传统地方官员的世故和狡黠。但同时受限于“僧多粥少”的尴尬，这一批官员中的很多人也终其仕途，停止在厅局级的位置上，未能更进一步。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当一个官员的官职升至厅局级，那就着他正式开始参与到中国少数精英玩的“游戏”中。在此前北京市委所进行的一次官员样本调查中，在北京，正局级官员从正处升到副局普遍用了不到4年，而从副局到正局则用了大概7年，这时他们的年龄普遍在45岁左右。至于跨入省部行列，则需要升的更快，更年轻。2009年一份对时任31个省的省委书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层级都领先于同僚5-10岁才行。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大概53岁的时候升至正省部级，这也是目前中国31个省委书记试图升迁的平均速度。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履历，就是一个成功官员的成长样本。他29岁时升至副厅，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33岁时出任代市长，38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一路走来52岁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遇“天花板”困局滋生腐败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遇，在中国数量庞大的厅局级官员中，只有少数人能够越过这道“龙门”。更多的人是留在原地“踏步”，这种情况被称之为官员“天花板”困局。也正是这个原因，间接促成了这个级别的官员因贪腐落马的频率极其高。
因为这些官员绝大多数是从基层工作干起，经过多年多个岗位的长期磨砺，一步一个台阶、循序渐进地成长起来的，在基层任职的时间也都比较长。因此，他们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但是，他们成长周期相对较长，担任县处级领导干部时的年龄较大。但是中国政坛很多地方片面强调干部低龄化，也是这些官员难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原因之一。
其中一些人觉得升迁无望，开始混日子，得过且过，甚至觉得手中权力时日无多，贪污腐败，千方百计地保全既得利益，“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成为官教条，使得改革锐气下降，甚至连讲话都格外谨慎，常常重复文件、报告的内容。升官不挪位收效甚微
针对这种情况，中组部曾出台《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在其中十一项举措中就提到要“加强从基层选拔干部”的力度。当时中组部决定从中央机关干部中选调60名司局级干部到地方担任副市长或副书记，就意味着以后没有基层工作经历和经验就不能担任省部级及以上的高级干部。当然被认为是中国中高级官员人士选拔的风向标，意味着着今后中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升迁模式将从只重视学历和理论知识到看重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能力，而受益对象将会是那批能够领会中央精神、熟悉中国民情，正当壮年的厅局级官员们。不少地方也曾试图破解，如采取“升官不挪位”的办法，但都收效甚微。
但是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官员们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肯定是造反派起得快；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搞经济的干部就上来了；现在既能发展经济又能管理社会的官员则容易被选中。而这也是中共要保持肌体健康、保证执政合法性的题中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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