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北京市纪委、监察局表彰过的优秀纪检干部，担任过副处级领导的张昕昕，由于查办过纪检案件，被一些微妙的人际关系所不容，由纪检官员变成学校的宿舍管理员，每天打扫卫生，清理垃圾。甚至被当年遭其查办的官员指着鼻子大骂。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名纪检干部从事业的巅峰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跌宕起伏中，他又为何走上了上访路？
从信访到纪检
张昕昕，生于1952年，曾经在辽宁省开源市当过知青，后来参军，在铁道兵部队当了4年兵，复员到北京市工作。1979年，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信访办公室做了8年的信访工作。“处理了几千封群众来信，承办过几百件市委、市政府领导交办的批件”。
后来，北京市委组织部抽调一批干部到各高校担任联络员，张昕昕被选中了。1990年底，张昕昕调入北京联大文理学院从事专职纪检工作。两年后，他担任了监察审计组副组长，副处级纪检监察员，并在1994年至2003年，担任北京联大纪委委员。
1995年3月16日，中共北京市纪委、北京市监察局发出《关于表彰办案有功集体和个人的决定》，称在反腐败斗争中“涌现出一批敢于和善于办案，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并要求“以他们为榜样，积极投身到反腐败斗争中去”。张昕昕就在表彰之列。中共北京市纪委、北京市监察局颁发的“荣誉证书”称：张昕昕在办案中作出显著成绩，荣立三等功。“这种荣誉，一般人不愿意要，得罪人要付出代价，而且是半辈子的代价。”张昕昕说。
从事纪检工作之初，他渐渐发现，这个工作的特点就是“得罪人”。“社会风气不正，人际关系复杂，得罪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圈子人，甚至是背后的领导。”张昕昕面色凝重。在纪检岗位上工作的日子里，有人公开威胁，有人暗中刁难，张昕昕只能默默承受。
查办某校办公司，证据扎实，相关责任人受到纪律处分，但一年之后，一位领导下令让张昕昕重写调查报告，硬将责任人的问题“拿掉”。
像公款私存、截留私分、干部搞传销等线索，张昕昕几乎过问一起，就得罪一批人。
多年后的一天晚上，他早已调离纪检岗位，只是一名宿舍管理员，一位曾经遭查办的干部跑到他面前大骂：“你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当年整我。”“谁整你？你想找茬报复吗？”张昕昕十分愤怒。对方不依不饶，用手“刮”到了张昕昕的后脑勺，扒开他头上不多的头发，故意让秃顶“露”出来，以此羞辱他。
命运的拐点
1995年，北京联大党委撤销了学院一级的纪委，使得张昕昕一夜之间失去了“组织”。一位领导当面对他说：“你不适合当干部。”
几经周折，在北京市教育纪工委领导的再三过问下，张昕昕被安排到学校图书馆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副馆长。期间由于向上级反映“干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他再次得罪了人。
到图书馆仅仅一年多以后，他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做管理员。之后，张昕昕来到北京市纪委，开始了“上访”，越级提出控告申诉，反映自己遭受的“被打击报复问题”。境遇会因努力工作而改变？
2005年9月，张昕昕暂时离开了学生宿舍，在北京市纪委的安排下，他被借调到北京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具体在该办公室督查组工作。北京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具的《张昕昕同志工作鉴定》称：“一年多来，他共办理领导交办的各类非正常访案件86件次，办结率为100%，起草制作各种文件256份，共计550,00多字。”
鉴定称：“在下乡期间，他带病坚持工作，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开座谈、查案卷、下现场、进矿山、走村庄、访农户，共检查督办了71件挂账案件，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和市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受到领导的称赞和表扬。”
对此，曾和张昕昕一起在派驻工作组下乡工作的组长刘明耀认为，“张昕昕工作积极主动，认真细致，有自己的见解，也有一定办案经验，克服了身体不适等困难，带病坚持工作，应予表扬。”
然而，2007年3月，张昕昕结束借调，回到联大文理学院，等待他的，依旧是严峻的现实和没有丝毫改变的环境。一位领导告诉他：“你是我们学院管的干部，不归市纪委管。市纪委不是我们的上级单位，他们的意见我们可听可不听。”
这回，张昕昕被分配管女生宿舍。张昕昕十分为难：“我一个大男人，管女生宿舍也不方便啊。”他回忆“尤其是夏天，女生穿得少，更让我难堪”。好在，女生宿舍管了没几天，就让他负责一个临时搭建的男生宿舍。
穿着工作服，脚上蹬着雨靴，张昕昕冲完水房冲厕所。走在校园里，他发现，跟自己主动说话的熟人少了，有人躲着他，有人见面不打招呼。此情此景，让张昕昕感觉自己“抬不起头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我犯过什么错误吗？”
无法实现的诉求
此后，他先后向北京联大党委、纪委，北京市教育纪工委，北京市纪委反映情况，多次寄送书面材料，也多次与各级领导面谈。但自己所在单位和直接领导的答复基本是他反映的情况“没发现”、“不存在”、“不可能”等。
由于北京市纪委领导的多次过问，以及市纪委多次派人赴北京联大协调此事，张昕昕离开了工作3年多的学生宿舍，被安排了一个“闲职”----校友会办公室副主任。随后，他主动将这一职务交出，仍然期待着组织上能给他一个负责的结论。“十几年的艰难与苦涩，与纪检工作联系在一起，我个人付出了极大代价。每当我回想起这些苦涩甚至屈辱，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说起以往的感受，他异常悲愤。
至今，他坚持认为，有意通过改选、改革等名义，试图致他于死地的个别干部是“腐败分子”，存在“收受回扣”、“做假账”、“资金体外循环”等问题。而他的举报信和信访材料，至今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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