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要想推动改革，必须突破各个利益集团的羁绊，大胆启用一批良心未泯、理想尚存、有能力有抱负又相对干净的官员特别是依靠广大人民共同参与来共创改革伟业，没有这一系列的举措，没有整个官僚队伍的清洗更替，即使习近平有满腔热血和远见卓识，其宏伟蓝图将毁于那些既贪婪又无能的庸官之手，改革之春也将紧闭在中南海的高墙之内。
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5日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
前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汪洋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也回应了习总书记关于改革的话题，称“改革就是割‘自己’肉”。与30年前相比，现在要解决的是利益问题，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
习近平接任总书记后大谈“反腐”，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甚至要求把同腐败作斗争作为头等大事来抓。3月4日的政协会议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把习近平的“反腐”上升到政治“路线斗争”的高度。表示“反腐败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
去年十八大会议一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推出“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甚至对中央领导人的文稿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强调“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去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纪念《宪法》实施的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能否具有当年邓小平改革的勇气和胆魄，重启已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改革，是观察2013年中国政治的风向标。中国改革的前提是危机感和自信心，二者缺一不可。那些相信中国模式会成为世界潮流的人绝不会力主改革，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危机感；同样，那些草木皆兵、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人也绝不会支持改革，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自信心。改革的开启者必然是那些既能掌控局势，又对现存体制弊病有深刻认识有战略眼光的有识之士。
习近平显然具备了这些条件和优势。胡温十年尽管一再错失改革的良机，但在2012年惊心动魄的时刻，他们最终携手为中国改革扫清了障碍为，中国历史毫无疑问会给他们应有的公正评价。十八大给新一届中央领导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但历史留给中央新一届领导人开启改革的时间并不会很长。
改革的话题在中国常常被视为最敏感的话题，特别是政治改革这一项关乎子孙后代福祉的伟大事业，常常成为言论的禁区。中国的改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突然停滞，特别是政治改革面临重重阻力。对于执政党乃至领导人而言，现在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把持了中国的改革路径，维持现状继续掠夺敛财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自身的最大共识。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改革的道路历来都是荆棘满布，改革的过程从来也没有一帆风顺，改革的声音即使受到各种压制却没有被彻底禁绝，改革的火种也一直没有熄灭。
三十年多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启动于社会主义事业鼎盛时期，而是全民在走投无路，在长达数十年的文革劫乱后，才出现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呼求，才导致中国痛苦的裂变，才启动了一场影响全民的经济改革。
如果那个时代依然是“甜蜜的生活比蜜甜”，如果依然还陶醉在拯救全人类的狂热中，无论是民间抑或是执政党，都不会轻易去推动一场涉及全民的改革。
再往前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伟大的改革，包括那些失败的改革，对于中国社会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也同样出现在一个朝代最黑暗，最腐败的时刻，许多仁人志士勇敢的站出来，欲挽狂澜之既倒，欲救民族之大义！尽管变法的努力被清王朝顽固势力所阻挡所扼杀，但很快这个黑暗腐败的政权也就轰然崩溃了。
当叶剑英、华国锋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用武力手段抓捕政治精英“四人帮”时，同样也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呼声。叶剑英、华国锋更是力排众议，让邓小平等一大批受迫害的政治老人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舞台，特别是年富力强思想开明的胡耀邦，为数以千万蒙冤受屈的官民平反昭雪，从而凝聚了当年全民的改革共识。以万里、赵紫阳在安徽、四川主导的农业改革使中国人民解决了粮食匮乏的问题，从而为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说邓小平是当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胡耀邦、赵紫阳毫无疑问是当年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忠实的执行者。
当中国从物资极度匮乏、思想极其禁锢愚昧的历史深渊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全民共赢的的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和拥护，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那个时代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积聚了全民的力量也汲取了全民的精华。
然而八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国的改革戛然停止，抑或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改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这个社会也处处呈现出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被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所谓改革，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广大弱势群体。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在溃败，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感到无能为力。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无奈无助和茫然，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乃至每一位公民！
过去二十年，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官员在喊改革，貌似可以再次迎来一个万象更新的改革之春，最终才发现只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空谈，与真正的改革完全背离。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而言，他们口里的改革，实际上是维稳与和谐。维稳与和谐就是保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继续掠夺敛财的格局。真正的改革是要彻底改变现状，意味着全民都要经历阵痛都要付出代价！如果每一个社会阶层都不愿经历阵痛付出代价，希望在摇摇欲坠的房子里继续莺歌燕舞，这座房子总有一天无法遮风蔽雨，直至彻底倒塌。
在这个物欲横流腐败泛滥权贵疯狂的时代，中国不仅需要敢于担当的政治人物扛起改革大旗，更需要重新凝聚全民的改革共识。
面对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体的掠夺，面对官场普遍的腐败，面对日趋严峻的贫富差距，面对社会不公、司法不公造成的人心向背道德滑坡，面对分配制度不公造成的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平民的对立，造成的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面对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腐败得不到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面对从上到下的投机作恶、掺杂使假、坑蒙拐骗、权钱交易、勾心斗角、恃强凌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改革已经到了无可推诿的关键时刻。
今天，无论是欧洲、北美，还是阿拉伯国家乃至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都在回应人民对改革的诉求。即使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越南、古巴甚至朝鲜都在寻求改革的出路，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国家，还是民主政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在寻找改革的路径或方向。因而中国未来的改革并不孤立，也不容拖延停滞或回避。
拖延停滞或回避改革甚至反对改革，显然已不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尖锐的社会矛盾只会导致激进的变革甚至是暴力革命。防止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政治改革，特别是在暴力革命远未到来之前实施有效的改革，暴力革命的进程就可以终止。暴力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明天，暴力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暴力革命是推倒重来，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牺牲最多的仍然是社会大多数，尤其是中下社会阶层。
主动改革和被动改革对统治者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从历史来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者往往都会顺应改革的诉求，可惜的是，改革的时机已过。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后来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远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然而，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一股潮流，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王朝崩溃的命运。
今天中国的现实和满清晚期有许多相似之处，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世界第二，却仍然未能阻止外敌的入侵和革命的爆发。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但在1911年5月组成的满清内阁中，皇亲国戚占据了绝对多数，导致一部分原本支持清政府改革的立宪派转而与清廷对立，并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纷纷投向革命阵营。
当前中国社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某种相似之处，法国贵族在丧失了政治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当今中国，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阶层固化、司法不公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任何改革都会触动利益集团的权利，遭到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反对，特别是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群体绝不会心甘情愿让人民让利。
习近平要想推动改革，必须突破各个利益集团的羁绊，大胆启用一批良心未泯、理想尚存、有能力有抱负又相对干净的官员特别是依靠广大人民共同参与来共创改革伟业，没有这一系列的举措，没有整个官僚队伍的清洗更替，即使习近平有满腔热血和远见卓识，其宏伟蓝图将毁于那些既贪婪又无能的庸官之手，改革之春也将紧闭在中南海的高墙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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