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指，港府应尽早开展政改咨询，让社会有充分时间讨论，构建共识，以免衍生紧张的社会情绪。至于特首普选安排，须增加提名委员会民主成份，减少假普选疑虑。
香港特首梁振英12日表示在适当时候才开展政改咨询工作，他和政府就2016年立法会和2017年特首选举安排显得胸有成竹，相信他有他的理由，然而，客观上完成政改5部曲需要一定时间，应宜早不宜迟，因为政改极具争议，政府应该尽早开展咨询，让社会有充分时间讨论，构建共识，以免时间紧迫而在死线的压力下衍生紧张的社会情绪。
除了时间问题，今次政改，政府应该从长远角度，审视即将到来的普选年代的特首角色，研议一个特首不再是孤家寡人，而是由特首带领执政团队施政的体制，改变回归以来政府在立法会缺乏稳定可靠的支持，以致施政举步维艰，甚至施政失效的局面。
政改5部曲需时 及早启动减少死线压力
虽然政府对政改好整以暇，但是北京官方就特首条件表态，部分港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本港民间热切讨论，这种“周边热、港府冷”的现象，或许官方认为藉着施放试探气球，看各方、特别是民主派的反应，以掌握更多情况谋求对策；不过，政改议题十分敏感，朝野本已缺乏互信，过去几日各方说法，因为缺乏实质信息，大多沦为表态式响应，各自表达既定立场，没有交集，没有讨论基础；特别是泛民阵营会认为政府基于政治考虑，采取拖延策略，压缩咨询时间，民间益发增加猜疑，客观上为“占领中环”火上加油，若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正式开始咨询时，整体社会已经陷于绷紧状态。故应及早开展咨询，广邀各界提交方案，集思广益，透过实质讨论才有可能求同存异，构建共识。
今次政改咨询关乎2016年和2017年两次选举，会一并进行，所需时间应以完成2016年立法会选举安排为准。唐英年任政务司长时，曾经处理2012年政改的咨询，他表示今次要完成政改5部曲，可以参考2015年要完成本地立法来倒数，以往一般要一个立法年度才能完成，亦即2013年10月就要启动整个程序，时间上比较紧迫。事实上，2012年立法会选举安排，2010年6月在立法会原则通过，翌年3月才通过《立法会选举条例》的具体安排，然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和选举事务处据之以筹备2012年9月的立法会。
按所需时间计算，则2016年立法会选举安排，最迟要在下一个立法年度（2013年10月）开始之时，就要开展。今次政改咨询，因为涉及特首普选的里程碑式转变，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2017年的特首选举安排。其实2016年立法会选举安排的重要性，不亚于特首普选，因为2020年立法会全部议席也要普选，若2016年立法会选举安排未能朝向普选调整，例如民主进程绊脚石的功能组别议席，到2016年仍然不见“循序渐退”，则2020年时立法会议席选举是否真普选，就会成为悬念。按事态性质和涉及范围较广泛，2016年政改较2012年更复杂，理应需要更多时间讨论，以汇集意见，凝聚共识。
增加提名委员会民主成份 减少假普选疑虑
至于特首普选安排，近日各方说法，焦点在预选、筛选，这个部分当然重要，因为关乎是否真普选，不过，若放眼香港的情况，特别是双普选指日实施，则在普选年代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政府应该尽快开展咨询。分别是：
（1）《基本法》附件一有关特首产生办法是否适应转变需要。附件一规定“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根据基本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日后提名委员会的组成、职能和运作与选举委员会相若，若提名委员会的产生能够取得港人信任，则不民主、假普选的疑虑，就会一扫而空。所以，响应特首普选，若能强化提名委员会的民主成份，很多分歧和矛盾就迎刃而解。
（2）特首普选办法与安排，只解决了选出特首的问题，若其它政制安排依旧，一名经普选产生的特首和其率领的政府，在立法会仍然没有强固支持，未能确保特首施政和政策、政令可以顺利推行。前两任特首董建华和曾荫权因为在立法会无票，施政困难以至焦头烂额，是活生生的教训，现任特首梁振英本来要改组政府，加强施政力度，也因为立法会阻挠而告吹。另外，即使到2020年立法会议席也全部普选产生了，从市民授权和认受性而言，此际的特首与立法会议员不相伯仲，若特首仍然是孤家寡人，并无政党或强固的执政集团支持，则特首的施政仍会举步维艰。因此，政府应该看到普选年代本港政治生态将焕然一新，现在是探讨政治体制转变以适应实际需要的时候，否则本港依然走不出内耗不止，窒碍经济、社会、民生等各方面发展的局面。政府对今次政改应该有一个认知，就是并非安排选出一名特首那么简单，而是要响应政治生态转变，开始检讨政制全面发展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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