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大”以来，中共新领导层营造了一种引人期待的气氛。那么，对即将在人大会议上正式接任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来说，今后五年应该做些什么？
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当年胡锦涛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正式出行的目的地，很好地预示了他在之后十年里的政策重点。他循着毛泽东的足迹去了西柏坡----中共在1949年夺取北京之前的最后一个总部驻地。而新的领导人习近平首次出行去了哪里呢？他去了深圳和广州，邓小平1992年标志性的著名“南巡”的目的地，那次“南巡”将中国拉回到了成功改革的轨道之上。为了强调这一讯息，他还向深圳的邓小平像献花，并在旁边种植了一棵树。自从去年11月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和即将成为总理的李克强所释放的积极讯号，已经创造了一种引人期待的气氛。
那么，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首要的一点是为经济的可持续和长期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使经济发展不再依赖政府持续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并逐步解除国有部门对经济的窒息性的主宰。新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为经济引入更多竞争。从电信业、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服务业、上游和下游的石油产业到汽车业、航空业，大多数经济部门都应完全向国内外的竞争放开。现有的国有企业及作为其庇护者的中央政府部门，很自然地会抵制竞争的提升。他们可能会说，在关键的经济部门降低准入壁垒将损害国家安全，降低产品和服务安全标准，损害国有企业的盈利，限制其吸引就业的容量。但如果政府在每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建立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强有力的、公平的监管体制，引入更多竞争就不会危害消费者利益或国家安全。
增强竞争性可以给中国带来的潜在好处是巨大的，这也为别国的历史所证明。只需看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和欧洲，就可看到竞争增强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影响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面，降低了价格并带来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一个投入竞争性市场的国有企业，会比一个主导着有限市场的国企获得更多收益。因为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会比只由几个垄断企业控制的市场发展地更快。价格下降、持续的产品质量提升和良好的营销都会吸引人们做出更多消费。这有利于成功的企业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消费者储蓄率的不断下降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长期基石。更激烈的竞争还可以促进产品创新，而这也恰好符合中国政府政策的一项重要的长期目标。
如果国有企业能够适应公开自由的市场环境并在竞争中胜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不一定要成为这场自由化进程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说，并不是说国有企业只有在改变了所有权性质之后才能和外资或私人企业竞争。但从事实上看，大量历史证据都表明政府官僚管理企业的能力完全无法和职业经理人相比。中国政府限制竞争的真正原因通常是保护国有部门，而这以消费者和整体经济的受损为代价。如果放开竞争，为了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政府将不得不降低在许多国企的控股权，下降为30%以下的少数股权。
如果中国新领导层以提升各个经济部门的竞争作为改革出发点，消费者能立竿见影地从中获益，而这又将让普通民众对政府的改革计划感到信任和支持。强有力的公众信任是改革进程长期持续的关键，所以从一开始就争取尽可能多的公众支持非常重要。
另一个可以改革的领域是税收，虽然看上去不太引人注目，但这对打击腐败和增强政府财政都是根本性的因素。地方政府财政过度依赖卖地收入鼓励了腐败。
通常的情况是，房地产开发商向地方官员行贿，从农民和乡村那里攫取价值很高的城市郊区的绿地，不论是采取强制购买的方式还是官方命令的强制迁移，都是非常不公正的，容易导致社会反抗。中国地方政府亟需改变它们的财政来源基础，降低对卖地收入的依赖，更多依靠可延续性强的地方税收（这些税收应得到公平的评估和管理）。这个过程可以从征收房产税开始，下一步可是是地方性的增值税，就像美国的一些州征收的那样。在中央政府层面，除了营业税之外，需要逐渐地强调增值税的重要性，同时向社会上最穷的、从而受营业税伤害最大的民众提供福利补助。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官员的腐败至今仍是头号社会问题。新领导层任命了其最有能力的成员之一王岐山来领导反腐工作，以此来表明对腐败问题的重视。但正如我自己及许多人所相信的，中国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并不比英国政府官员更糟糕，而英国的腐败现象要少得多。中国的腐败并不源于普遍的政府官员失德，而源于制度本身。改变制度而不是惩治个人，将对反腐产生最重要的作用，将腐败程度降低到“正常”或可接受的水平。在中国的体制里，高级地方官员对公共资产和许可证的控制，对商人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影响，因此很难阻止私人向官员行贿，谋取私利。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体制，削弱大型国企的权势，减少经济增长对大型公共建设项目的依赖，是可以改进制度从而帮助减少腐败的三个步骤。第四个步骤是让政府采购变得更加透明化。
北京这个冬天连续多天的可怕空气质量也让污染成了一个热点话题。新领导层应该对污染问题采取更开放的态度。从150年前的英国到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每个大工业国都曾发生过严重的污染问题。治污不是钱的问题----中国有很多钱----而是政治意愿问题。
最近出现的在央行控制之外的一些新兴的公开融资方式，让中国金融机构的现代化和自由化变得越来越急迫。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呼吁对户籍登记制度的深入改革。摆在新政府面前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清单非常长，但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它和民众的关系。今天，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一个成都、上海或沈阳的居民就能把一个网页传给遥远城市的成千上万的人。社交媒体已经剧烈改变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正如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懊恼地感受到的，通讯科技的发展已经带来了更大的公开性。政府也许会想着把钟表拨回去，限制甚至关闭社交媒体。但通讯带来的开放的社会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在这种新的环境之下，下届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调整它和普通百姓的关系。
近期的民意调查表明，中国人也许痛恨那些利用职权自肥的官员，但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也有很多人支持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完全有可能在不大量损失支持者的情况下演变得更为透明、更少专断，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而不是仅仅服务于自身。最近100多位中国学者和媒体人签字的公开信要求本届人大批准中国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开信得到的广泛支持表明中国民众的日益成熟。历史表明，那些能积极回应这种反映深层次社会发展趋势的呼声的政府，可以强化自身的公共形象。如果在打击官员腐败的同时，政府能变得更公开、更反映公众意愿，政府权力的行使更加遵守规则，那么反腐运动会更有成效，政府公信力会更高。
改变党对自身的认识，改变党对它与群众关系的认识，将是新政府面临的最重要、也最艰苦的挑战。习近平已经透露出，他认识到了这样的转变的必要性----他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便表示，党是为人民服务的。
但最重要的是要让改革赢得广泛的公众支持，从而持续下去。
如何克服巨大的制度惯性，让重大的改革能顺利进行？如何对付强大的、拼命防止自身受损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何排定改革的优先级，以在民众中实现广泛的改革共识，而不是破坏共识？知易行难，把好的想法落实才是根本。
从去年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层释放的信号表明，新领导人对中国未来五年需要走的发展道路有很多思考，很多自己的理解。让我们希望他们能成功地和本国国民共同走上他们设想的旅途。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