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矛盾的年代：黄金的光芒媲美太阳的光辉，逐利的疯狂伴随心智的慧思；这是一段彷徨的岁月：每一次高速的经济增长总是带来新的困惑，每一个问题的解决又不得不依靠经济的高速增长。行动者在严酷的环境里完善理想，思想家经复杂的社会磨砺意志，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追求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也在市场经济改革与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次递展开，愈来愈变得清晰明了、越来越成为可期现实！
历经革命与建设的百年转型与创新，中华民族的复兴已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与经济高速发展不相适应的是，新的中华文化建设似乎尚未步入正途，依然在老路与邪路间踟躅徘徊；新的中华商业文化也沉浮在物质增长的洪流，不得不承受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轻视。如果没有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只会是野蛮的崛起；如果文化不是基于现代工商业文化，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只是镜花水月痴人说梦。可以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需要商业文化的关键时刻！
我国历史上的商帮主要崛起于明清时期，商人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商帮就在这一特定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他们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商帮的版图中，晋商和徽商是旧时世家，浙商和粤商是现世新贵，闽商潜行逐浪到天涯海角，湘商高调发轫于救亡图存……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里纵横捭阖，承续着中国商业文明壮美的经络。可以说，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中华传统商业文化，正是得益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共同创造。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把中国强行卷入到世界历史的现代进程中，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扩张撕下了所谓现代文明温情脉脉的面纱，使中国开始了不断蒙羞的灾难历史。一个千古未有之巨变的时代已然到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兴替、新兴帝国的崛起与老大帝国的衰朽……在坚船利炮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扩张，和一整套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文化与制度。其所包含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自由新闻、民主宪政等制度设计，与自由、平等、法治、契约等观念，能否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某些内生文明基因相融合，使中华文明迎来新的复兴？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能够成功应对文明的冲突，融合天下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全球性崛起吗？
在新的“礼崩乐坏”时代，民族危机的实质是文化的危机。
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魏源先生，在《海国图志》中发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孤独呐喊：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来认识，在当时社会上发生了振聋发聩的重大影响。但是“制夷”的思想，仍然不承认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工业文明全面领先中华农耕文明的事实，只是希望通过“师夷”学习其器物层面的技术来挽救王朝的危机。
在旧大陆沉陷的沧桑和新时代来临的抉择中，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主将，打出“富国强民”的旗号，发动 “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艰难起步：征战天下的湘军统帅，转而成为经营天下的国之重臣。郭嵩焘第一个出使西洋走向世界，更是提出“中国当三百年强盛，第一个百年学器物，第二个百年学制度，第三个百年改人心”的惊世梦想！
然而甲午战争打破了中华帝国最后的残梦：一个原本以中华为师的东夷岛国日本，全面转向学习“西夷”进行 “明治维新”后，不仅从器物、制度层面全面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甚至极端地喊出“脱亚入欧”这样的文化全盘西化口号；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愤图强，居然一举击败原来的文化母国，开始自立于西方列强之林参与瓜分中国的饕餮大餐，最后甚至大举入侵并占领了中国大部分繁荣富庶之地，给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制造了最致命的危险！
救亡图存的紧迫一次次压倒了文化启蒙的从仍，越来越紧迫的民族危机逼迫我们选择了学习西方、并试图超越西方的越来越激进的革命之路；从洋务运动开始技术革命到晚清新政试图制度变革，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到共产革命，最后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达到巅峰：“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非理性的疯狂革命也使国民经济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
历经几代人多角度全方位的艰难探索和实践，中华文明终于迎来了复兴的曙光。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等等，正在夯实着大国复兴的基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浩荡大潮，已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权力意识不断提高，契约观念不断增强，民主诉求不断扩大。中国的这一代工商企业家，由于他们最直接参与社会变迁，接触到最新潮的国内外事物，他们在对自身利益关注更强烈的同时，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个社会转型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因而他们也是最活跃、最有思想的群体。
但在经济快速发展转型的同时， GDP至上的发展观也使我们在关注经济增长的硬指标时，忽视了建设现代商业文化对全社会文化建设的基础性作用。虽然中国已经完成了初级阶段的工业化，2011年城市人口也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但至今没有完成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上，对我们的传统商业文化全面创新，并在全球化的时代融合西方商业文化，发展出全新的新中华商业文化。近年来各地商帮文化兴起，各种地域商帮层出不穷也间接证明了我的判断。
农业文明的时代渐行渐远，工业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在通讯发达、交通方便的今天，依靠传统社会的地域联系和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传统商帮，已失去生存的土壤而日渐衰亡；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扩张，网络时代的无限沟通，使国际市场日益统一、地球村逐步成为现实，也使建立在各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所谓新商帮，面临未来向何处去的严峻挑战！ 广大商帮在复兴地域文化、促进家乡发展的同时，必须直面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全球竞争，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抱团发展，为复兴中华文化和发展中国经济这个更根本的目标而奋斗。
李泽厚先生最近接受采访时提出：“我认为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真正的核心、骨干力量，而不是学者”。
一种新的中华商业文化需由一群杰出华商来建立，这才是华商真正的意义所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华商业文化迫切需要一场历史性的复兴，而华商的崛起将是中华商业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是中华商业文化复兴的新希望。新的中华商业文化应该是全方位的现代商业文化，也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新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基础。
为便于理解，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新中华商业文化：微观层面是市场经济中正在蓬勃发展的企业文化，中间层面是基于市场经济制度开始日趋完善的全社会的经济文化，最高层面是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新中华商业文化为核心走在复兴之路上的新中华文化。
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靠耕读传家，工业文明时代则应该商学皆本。我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最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是基于我们在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果同时，也暴露出商业伦理缺失和市场法治缺乏等等问题，迫切需要确立商业文化地位、加快商业文化发展、完善商业文化体系、高扬商业文化旗帜。从大历史的尺度、全球化的视野，和新中华文化建设的高度，我认为正在成长的中华新商业文化，是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生长点，如果与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成功融合，将使新中华文化能够依靠内生基因的创造性转化，更好更快地实现伟大复兴。
二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二十年后，我们应该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基础上重建一切文化，重估一切价值。经过几代人的牺牲奋斗，器物层面我们已经急起直追基本实现现代化，制度层面我们也步步为营正在完成关键的体制改革，文化层面的创新与发展虽然举步维艰，却越来越成为当下刻不容缓的急需。不可想象，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仍然墨守农耕文明时代的传统文化或者坚持继续革命的路线；放眼世界，随着信息社会互联网时代到来，超越地域文化凝聚在中华商业文化旗帜下的华商，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力量！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途径是振兴经济，中华经济振兴的新标志是华商崛起，中华商帮的新使命是创造和谐天下！
崛起的天下华商凸显了中华商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新成就，正在引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全球性崛起，也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融合，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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