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往往聚焦于那些明确形诸文字的“改革”，而对真正的“变化”无所觉察。毫无疑问，这些“变化”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和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者说是总体积极的还是总体消极的，还需要时间来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变化”可能包含了改革的因素，但绝不是公众心目中的“改革”。
3月14日，中国最高领导人全面完成权力交接。 “两会”结束后，胡温体制将正式终结，转而由习李为中心的领导集体全面展开新一轮施政。
胡温时代，或许还可以往前直到江朱时代，二十多年里，本该是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黄金时代，但却由于一场历史的突变而遭到延宕。邓小平从农村到城市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并从理论上为政治改革做了铺垫，如果此后能由此入手，那么国家发展将会面临更好的局面和前景。不过却由于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及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件，中国改革遭遇前所未有的寒流，由此留下了四个遗产，成为新一代施政的负担。
一是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体、私有化为用、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依靠市场经济的动力和活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潜在的危机，国民对未来的安全感和信心明显不足，第三波移民潮的涌现即为其例。
二是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显著变化，但建立在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未能作出及时的积极的调整和改变，政治体制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民众知识水平，比如由于宪政体制和法治体制的缺乏，中国左右意识形态激烈博弈导致社会分裂乃至引爆政治事件，运动式执法依然屡见不鲜（如重庆“打黑”），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却无善法根治等等。
三是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民众需求的提升，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匮乏以及公民社会发展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前者比如公民对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表现形式多样化的出版物越来越渴求，但大陆仍在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严重侵犯和危害了公民权利和利益；后者比如中国各类社会组织比较少，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公民们的权益往往缺乏伸张的渠道和途径，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同时，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范围和程度也很有限。
四是中国发展对自然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既影响了国民的身心健康，也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近期 “沙逼北京”和“猪投上海”，都引发了民众的热议和恶搞，其背后则是民众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的严重不满。
我们可以把习李体制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现实的阻力和困难，上面提到的四个方面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二是执政党的起家基础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列宁主义体制，彻底抛弃它、另起炉灶可能意味着放弃单一执政地位，这是内在的担忧，消除它不容易；三是苏东剧变、阿拉伯之春等特别的历史事件都使执政者对改革的内外因素产生疑虑。
与胡温体制相比，习李体制具有更为强烈的“双头政治”色彩，以习近平为主导的决策系统和李克强为主导的行政系统既相互独立、自主特征明显，以实践“党政分离”的改革，同时又互为撑持和依托，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它们组成了国家权力的中心，因此其职能和地位均有所加强。
其突出表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再包含军方代表，政法委书记也不再由常委担任，以此削弱军方和强力机构对国家政治的直接影响，并将其纳入最高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之下，增强其权威和掌控力，总管党务、辖制军方和强力机构、宏观领导国家经济社会事务是其主要任务；以总理为首的行政系统将在最高决策层的领导下，主要负责实施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更为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成为名符其实的“责任内阁”。
围绕国家决策和行政系统，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成为拱卫“中心”的两翼。它们的当选领导人都发出同样的信息，即不会效仿西方议会，作为制衡国家决策和行政系统的机构存在，反对以人大和政协为平台，独立进行民主选举和权力监督，而是在执政党主导下，以协商民主为途径，尽可能广泛地吸纳党内外的“正能量”，为加强和促进国家决策和行政系统的职能与作用服务，为它们披上合法性外衣。
而在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及中纪委的集中领导和节制下，政法系统的公安、法院和检察系统则相对独立地行使各自权力，其目的是使其防范和清除国家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犯罪、违法和负面因素，改善执政党及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机构的形象，增强其执政能力和活力，以实现长期执政。最高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对宪法权威以及对各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权力的强调均基于此。
除此之外，确保最高领导层的和平、顺利、全面交接并向民众传递信心，也是执政党谋求的重大战略目标。从胡温体制向习李体制的交班，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以和平与全面的方式进行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有益于国家平稳发展的进步，这是自中共十八大到本次两会间中国政治方面出现的一个积极的态势，并必将为今后创下政治先例，因此历史作用不容低估。执政党的另一项重大战略目标是，从十八大后的反腐和肃风行动，到两会期间开启新的行政体制改革，其实质内容和意义不大，只是意在通过改革举措，向民众传递信心。
以上是中国政治变化的核心部分，而这并非偶然。中国的强人政治随着邓小平的离世、经江泽民承受其余绪，终归力所不逮。自胡锦涛执政后，中国再无“领导核心”之说，即为明证。人们对胡温时代最高权力过于分散、党内分歧和权争近乎公开化印象深刻。因应现实困境，十八大变更中常委九人制，恢复为七人制，并在国家政治中对军方、强力机构进行重新定位。
国内外很多人从最高领导人的出身角度，对其继承父辈的改革思想，在中国推进更大力度、更广范围的改革，充满了乐观的预期。我们当然希望如此，不过这一代，如果真的可以称为一代的话----最终将由历史来决定其是否有资格成为“一代”，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困难和对未来的不可预测，因此稳住阵脚是其首要考虑的因素，保持本色是其根本立足点，明哲保身是其主要着眼点，改革将会在国家民族的宏大语境下，一求稳，二坚持自身起家的基础，三以维护、促进自身生存和发展为基本目标。
当前改革的现状就是如此。无论是革命时期也好，建设时期也好，建立国家民族的宏大目标，是一切革命者和执政者的必备技巧。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将民主自由、打土豪分田地作为革命口号；现在是将民族复兴和“中国梦”作为新时代的改革口号。前者是为了夺取执政地位，后者则是为了维护和保持执政地位。从来没有什么实质变化。
外界往往聚焦于那些明确形诸文字的“改革”，而对真正的“变化”无所觉察。
毫无疑问，这些“变化”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和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者说是总体积极的还是总体消极的，还需要时间来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变化”可能包含了改革的因素，但绝不是公众心目中的“改革”。
人们普遍认为，今次行政体制改革并未触及核心和关键，满足民众的期待。从两会来看，政治透明性和在人大、政协会议中发扬民主的程度均无显著变化，表面文章居多，除了撤并几个国家机构，转变部分政府机构职能之外，事关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乃至重要之处，均无任何改革的迹象。这些都显示了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即使我们善意地从为求稳妥改革必须渐进实施着想，目前犹是万不及一。导致此种情形者，不外乎执政党主观上的改革意愿不足或是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阻挠过于强大。客观看，这两方面因素都有，而且可能是改革难以实质推进的关键原因，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是核心中的核心，关键中的关键，不突破和逾越，很难指望在其他领域能有什么真正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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