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之间的交情从来就不是朋友之间的交情，也无法建立在相近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左之上，西方那句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就是诠释。
最近很多人撰文谈论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少的问题，主要观点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朋友遍天下，尤以一帮穷朋友将中国“抬进”联合国为重要标志（顺便说一句，将中国“抬进”联合国的不单单是这帮穷朋友，苏联、东欧等当时与中国关系紧张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投了赞成票的）。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少，能真正称之为朋友的屈指可数，这对中国非常不利。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国与他国交往过于关注经贸合作，忽略了经济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如安全利益、文化利益、战略利益，以及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差异；对此，需要反思。
笔者的观点与上述观点有异。
首先，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朋友遍天下的判断似是而非。什么叫朋友，笔者以为，基于相近的价值观、在交往中形成交情、并能够在需要时提供不求回报的帮助的人或国家才能称之为朋友。以此为标准，中国在六七十年代所谓的朋友基本上不合格。例如，非洲众多的“朋友”，大多是通过无偿援助获得的交情，交情与援助挂钩，当援助多，交情就深，而援助减少，交情就淡漠，直至形同路人，这样的“朋友”按照上面的标准，显然不能称之为朋友；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等“朋友”，与这些朋友的交情是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外加援助获得的，当意识形态发生分歧加之援助减少，朋友便抽身而去，当利益冲突时，甚至反目为仇。历史上，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的关系证实，当时它们也难以称之为中国的朋友。特别要提到朝鲜，中朝现在虽然没有与之反目为仇，但是这是靠巨额援助为前提的，即便如此，由于中国与朝鲜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价值观的差异，加之其一贯只有索取，从不付出，我们很难期望在中国需要时它能提供帮助，不在背后捅刀子就谢天谢地了，所以朝鲜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朋友。特别要指出的是，当年为了这些“朋友”，中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支付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说是用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收买”虽不好听，但还是中肯的。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调整以前的外交原则，与他国交往秉承国际上通行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准则。虽然国家利益优先得罪了以前那些“朋友”，看上去中国显得比以前“孤立”了，但是并没有对中国不利，因为，关注国家利益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同时，由于该准则是国际通行的，在此准则指导下的外交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不因为“朋友”减少而下降，反而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在不断增加，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再次，国与国之间的交情从来就不是朋友之间的交情，也无法建立在相近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左之上，西方那句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就是诠释。在很多人看来，美国的朋友最多，可是仔细分析一下美国这些朋友就会发现，虽然美国大多数朋友与美国有着相近的价值观，但也不乏价值观迥异的，如中东一些国家，这些所谓的“朋友”基本上是基于利益的，价值观作用微乎其微。再以韩日关系为例，韩日都是美国的盟友，社会制度接近，国家层面的价值观相差不大，可是由于两国的利益冲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两国不会太好。
由此可以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用朋友来描述，因为朋友间是不谈利益的，而国与国的关系好坏是基于利益的一致与否的。
第四，现在国际事务中支持中国主张的国家不多，是个客观事实，其原因有二：其一，中国崛起给原来的国际格局带来冲击，与许多国家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其二，回归正常的外交准则使得原先靠“收买”和意识形态维护交情的国家大幅减少。这个现象不可用朋友多寡来说事，笔者认为，中国现在没有那些似是而非的朋友，不用援助去“收买”和意识形态来获取支持度，与他国交往回归正常，恰恰对中国是有利的，即便支持度不如以前高，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不是中国外交的“软肋”，用不着痛心疾首。
第五，中国外交现在不是没有可以反思的，例如，“经济决定论”导致的经济利益优先，使得国家的整体利益未能得到均衡；中国缺少在外交中的软实力，尤其是可以影响他国的价值观、文化方面的力量；“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如何在新的国际格局中达到均衡状态；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协调、统一；等等。这些反思要基于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是基于交“朋友”的多寡。用朋友多寡进行外交反思会让中国支付惨重的代价。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国际关系上妄谈朋友是重大误区，百害而无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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