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麻醉人民要对腐败“适度容忍”的《环球时报》对谁是“固有的利益格局”的获利者也一定比谁都清楚，出于私利它绝不会去谴责揭露这类“获利者”，却无中生有地诬指政改派，以便转移人们的视线，让“固有的利益格局”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其用心何其毒也！
在全国所有的时政类媒体中，《环球时报》以最擅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强词夺理、怪论迭出而臭名昭著。它敌视民主宪政、践踏民意、维护专制、阿谀权贵的价值取向一直为海内外一切追求公平正义的人们所不齿。在北京正召开两会、从上到下一切真心盼望中华民族能尽快走上光明未来的各界有识之士，正纷纷向新选出的国家领导人为殚精竭虑的政改献计献策的当儿，一向喜欢危言耸听的《环球时报》抛出了一篇题为《鼓吹极端“政改”是对改革的干扰》的社评（附后）。这篇社评，除了顽固地保持该报以一贯之的特色外，还充斥着一股为抵制和破坏政改而不惜走火入魔的邪气！这里，仅对其三个主要观点作以下批驳。
一、何为“极端政改”？
顽固反对政治改革是《环球时报》一贯的立场。此前，它曾抛出大量文章，论证“中国人民素质差”不能民主选举，论证实施民主宪政的“理论准备不足”，论证官员财产公开制“条件不成熟”，论证民主选举必然造成“没人管”的“天下大乱、国家分裂”……总之，民主也好，宪政也好，真是坏透了，糟极了！当这些公然阻挠改革的言论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之时，当中共十八大又重申政改必须推进之时，当习近平同志说出“把权力关进笼子”直指政改的要害之时，当“两会”内外呼唤政改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要求越来越迫切之时，《环球时报》干脆撕破脸皮，由变换花样地阻挠拖延政改，改为赤裸裸地公开反对！所谓“极端改革”就是该报泼向政治改革的一桶污水。
对我国政治制度必须改革的决定，萌芽于十年“文革”结束后全党全民对文革的沉痛反思，清晰于随之而来的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由第二代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题为“关于我国政治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作了系统阐述。正是在这份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要解决这样几个根本问题，一是权力高度集中、一言堂，二是领导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三是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力，四是解决好党内民主废除个人迷信，五是加强监督限制特权，党政分开，六是加强法治建设依法治国。时光尽管过去了三十多年，现在人民的政改要求，基本上仍在邓小平所谈的范围内。如果说有新内容的话，那就是针对贪官越来越多并卷财外逃越益严重的新问题，添加了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请问《环球时报》，这样的政改要求，哪一条哪一点极端？如果说是“极端”，是现在吁求政改的人们“极端”了，还是邓公当年一开始就“极端”了？
《环球时报》捏造个“极端政改”的新术语并加以抨击，仿佛是不怕或不反对政改，只是担忧或反对“极端政改”。
如果真是如此，我劝该报大可放宽心。对比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这是朝野上下的共识。现在政改刚开始启动，“矫枉”尚待施行，“矫枉过正”的“极端”更远没出现。如果随着政改的实施，将来出现了“极端政改”，你再挺身而出号召人们反对这种“干扰”，说不定笔者会第一个响应。显然，现在还不是时候！正像一个妇女刚怀第一胎孩子，你就以“中国环境在恶化、毒食品多、容易得癌症”为由，逼着人家去流产，不也太缺德了么？用“极端”来定义政改，《环球时报》似乎在表白它也怕“极端”。如果《环球时报》具有中国人的正常思维，对它的这种担心我可能会理解。“极端”的政治名称其实叫极“左”，它不仅令一般民众害怕，连邓小平都怕！邓小平当年就说过，许多美好的东西，极“左”一来都毁掉了！并由此告诫人们：对中国危害更大的是“左”，“要防止右，更要警惕‘左’”！像“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尊重“人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两口子双双下岗、江水发臭空气难闻、盲目的“农村城市化”、薄氏“唱红打黑”、《环球时报》的“逢美必反”、萨达姆卡札菲金正日都是“好朋友”、直至政改“五不搞”等等等等，都是“极端”！对这些“极端”，《环球时报》除了未生下来时没有赞美外，它赶上了的甚至听说过的都不吝赞美之辞！对此，人们记忆犹新，不用我揭老底。老实说，在中国如果真要消除上述“极端”对人民的危害，还非政改不可！由此可见，《环球时报》硬给政改安个“极端政改”的恶名并无端“担心”，似乎不像普通人担心“极端”那么清纯。人们由此自然会深思，《环球时报》为什么要空穴来风地生造个“极端政改”并假装担忧之？
二、谁在“全盘西化”？
把人民正当合理的政改要求诬蔑为“全盘西化”进而加以否定和抵制，是《环球时报》及利益集团的又一拙劣手法。如上所述，人民对政改的热情呼唤至今仍然是意向性的建议性的粗线条的，更莫说有路线图有时间表有立马可以实践的方案了。《环球时报》凭什么攻击这样的政改是“全盘西化”？有识之士顶多提出了全面政改方案应当由“顶层设计”通过全民讨论完善然后实施。这样的建议既符合中国国情，也充分体现了政改派对“顶层”执政良知执政能力的充分信任，表达了倡导政改者极力维护政治安定全国团结的良好愿望。对此，《环球时报》却急不可待地以“全盘西化”来临而反对了。
试问《环球时报》，你这份地摊报不是一贯标榜既相信人民又相信党、既代表人民又代表党吗？怎么事到临头，你们连政改方案由“顶层”设计也信不过了？
现在，人们的政改期望，只不过是落实中国执政党在革命夺权时就提出的政治信仰和治国理念，落实它在执政时亲自主持制定颁布的宪法。其治国理念，未脱离古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理念，其法律诉求，亦与古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契合，与“西方”不“西方”有何关联！人们只是想不通：宪法明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不要说公民如果行使这些权力会戴上“反革命”“反党”“右派”“颠覆国家”等荆冠而治罪，为什么连先曾主持过宪法通过、后尊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高举宪法也保护不了自己？人们只是想不通：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可为什么一提“司法独立”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为什么人民不怕“法大”而以党自居的人却怕“法大”？人们只是想不通：一个单位的财务管理尚需会计、出纳、审计各自分开，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管理为什么立法、行政、执法却要窝别在一起？这样的政治要求，一直是中国人自己六十多年在做的“宪政梦”，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特色”，与“外国”无涉，更与“西化”搭不上边！
把一个想要否定的对象扣上一顶肮脏的政治帽子然后大加挞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魔魅。翻看历朝历代文字狱，统治者在整肃看不顺眼的人时几乎都毫不犹豫地采用了这种卑劣的手段。这种手法，在“毛泽东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农民要求自耕自种，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工商业经营者不愿财产充“公”，是“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马寅初说“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是“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彭德怀对大跃进有所批评，是“配合国际上的帝修反”；刘周陈邓务实的治国策，是“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走资本主义道路”，陈伯达建议宪法写上设国家主席是“以设国家主席为纲”……以致毛的亲密战友林彪在对其失望时这样简练地总结：“老东整人的手法：先捏造一个你的罪名，然后再批判”。可惜，毛的这种“极端”的整人手法并没有随着他逝世而装进水晶棺。在政治制度未得到改革之际，有些人依然手法稔熟地用其整人。你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么，就是外国势力支持的“学潮”“动乱”；你不愿下岗么，就是“不拥护企业改制”；你要求严查地震中倒下的豆腐渣教学楼么，“外国人正巴不得看笑话”；你赞扬骆家辉的节减亲民么，就会“为国外敌对势力所乘”！总之，能歪曲地尽量歪曲，并尽可能地与大多数中国人去不了的“西方”“外国”拴在一起，以证明批判者见多识广理直气壮，而被批判者因没出过国先就底气不足只好乖乖认输！
《环球时报》对政改冠上“全盘西化”的恶名，只不过是重演“欲加之罪”而已！但是，《环球时报》未及细想，你有毛泽东的那种霸气狠劲吗？你还能把中国人民拖回那种“大国寡民”的封闭愚昧状态吗？
《环球时报》在诬指别人大搞“全盘西化”之时，却恰恰忘记了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正是全面抄袭苏联的产物。前苏联是传统的欧洲国家，它在中国的东方或西方？《环球时报》竟连这点地理常识也不具备？斯大林的苏联体制与旧中国政治制度除了统治者的专制思维高度相似外，有多少中国传统？如果说“全盘西化”是种罪恶，始作俑者当另有其人；如果说什么是有些人现在还陶醉的“中国政治特色”，那就是别人自己早已唾弃了的垃圾，我们却还当法宝供着！
三、谁人“为了私利”？
为了顽固抵制政治改革，《环球时报》竟然以造谣中伤为能事，诬蔑推进政改的各界人士怀有不良的利益动机。它的社评这样写道：“呼喊这种口号的目的很难让人相信是为了社会建设，而更像是为了政治渔利”。“鼓吹中国‘西方化’的人，最大弱点是他们这样做被一眼看出怀有私利，或是出于价值观偏好，他们没有从中国的全局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假公共利益之名忙活‘自己的事’”。
“呼喊这种口号”的人到底怀有什么样的“不良的利益动机”、他们为了“渔”什么“政治利”、他们借机在“忙活”“自己的”什么“事”，《环球时报》没有明说。善意地揣度此文的作者，莫非他鉴于现实的教训，担心会出现“改一代上台改二代不改也接班”的恶性重复？担心推进政改的人上台后也大肆贪贿？担心选上去的官员也有成连队建制的二奶情妇？担心政改派执政当局也扼制民意自我美化？担心他们大捞一把后又携款外逃？担心专唱“政改歌”的艺人也通吃体制与市场的双重好处？……果真如此，还真不能盲目指责社评的作者居心不正，大不了说他们不该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或不该“以己度人”、或“与夏虫不可语冰”，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些民主制度下的先例来打消他们的顾虑吧。领导英国二战胜利的首相邱吉尔在战后首次选举中就落选，没有听说他的儿孙是否接班，落选后他竟然自得地说他抗战的目的就是领导人民保卫能选掉我的制度！南朝鲜的卢泰愚台湾的陈水扁均是当地政改的鼓吹者，在台上时均有贪污行径，后都被不受执政党控制的司法机关审理判罪！壮年期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拉链松了一下被各媒体穷追猛打，闹得沸沸扬扬，幸亏检讨得快才免遭尼克松经遇的国会弹劾，没听说他还有固定的二奶及给二奶买房子办好事的丑闻。美国民众向金融寡头示威时，总统奥巴马亲临火线为他们打气！我们视“西方”为“敌对势力”，大概“西方”对我们也不会客气，但从未听说有西方官员贪污后卷款跑到我国。
央视大加渲染美国前不久查处一起官员贪污的经济“大案”。谁料犯罪金额才2.5万美元，还不够我们贪官们的一顿饭钱！民主体制下，媒体多多，众声喧哗，执政者不可能垄断舆论一味给自己脸上贴金，去达到垄断权力的目的。再者，谁听说过民主国家有专门打球唱歌的“将军”？若他们也像咱们，以乔丹的球艺，岂不能当个“元帅”？……此类事例颇多，能把报纸办到“环球”的编辑们不妨在忙着自我宣传之余，留意听听看看，再分析一下中国的政改鼓吹者万一事成后，有可能获得哪些不当“私利”，再呼吁人们高度警惕也不迟。若无此过程，就忙着说人家政改的动机如何不纯，岂有一点说服力？
另外，我想知道《环球时报》是如何掌握“政改鼓吹者们”是为了谋取不可见人的“私利”的消息的？是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李锐的讲话中？是从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是从众多的鼓吹者们的呐喊、建议中？是从审讯高勤荣、余杰、陈平福等人的口供中？抑或是从派到“政改鼓吹者指挥部”当卧底的情报员的汇报中？除非《环球时报》告诉我消息的准确来源，否则，我坚决不信！毛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为《环球时报》甚至《人民日报》谎言谣言的当，我上得太多了！《环球时报》曾经小题大做地要整治“网络谣言”，殊不知它自己就是一个谣言谎言的策源地！政改的目当然是为了“利”，但这“利”是国家的民族的长远的根本利益，是堂堂正正的公利而非少数人卑鄙污浊的私利。对此，品位低下的《环球时报》及其后台可能一辈子也难以理解！习近平主席在两会进行之际这样表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李克强总理说：“我们还要建立和完善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让腐败行为、腐败分子依法受到严惩，绝不手软。更重要的是，要让权力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使人民能够更为充分和有效地进行监督，这也是把权力涂上防腐剂，只能为公，不能私用。”政治局委员汪洋则坦言：“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这些话，说出了政改鼓吹者支持者们的心里话，也表明政改触动的是“固有的利益格局”，获利的将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什么是“固有的利益格局”？苏联政治体制破产的见证人、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总理的雷日科夫总结得很明白：“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新闻上，还是在讲台上，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方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方面为彼此佩戴勋章，所有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一直麻醉人民要对腐败“适度容忍”的《环球时报》对谁是“固有的利益格局”的获利者也一定比谁都清楚，出于私利它绝不会去谴责揭露这类“获利者”，却无中生有地诬指政改派，以便转移人们的视线，让“固有的利益格局”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其用心何其毒也！
当今中国，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政改大局不可逆转！
《环球时报》阴阳怪气抹黑政改抗拒政改破坏政改的无耻言论，只能是既得利益阶层在感到将要失去既得利益威胁前的“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环球时报：鼓吹极端“政改”是对改革的干扰
新当选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政协大会闭幕式上讲话，很多媒体突出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和“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这两句话。这种编辑显然有着很强的舆论针对性。
中国将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会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这样的信念十八大以来已从中国最高层反复向全社会传递。但在中国社会已经多元化的时候，其他主张不会放弃对公众注意力的竞争。有时极端声音会在互联网上比较集中，造成它们受到广泛支持的假象。
要求中国引入西方政治体制常常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出现，其实它们是对中国改革的干扰。这样的主张违背中国宪法，是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伪命题，不可能得到落实。它们其实只是一些口号，只要一进入讨论就会丧失说服力。呼喊这种口号的目的很难让人相信是为了社会建设，而更像是为了政治渔利。
中国完善并坚持现行根本政治制度至少有两大原因。一是这是中国历史的选择，它很昂贵，为了实现这个选择中国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价，它被珍惜是必然的。二是这个制度表现出成长性和自我完善能力，它强大了国家，富裕了人民，它的问题在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克服。
有人宣称只有党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维护者，最有力的维护工具是军队和警察。这种说法迷惑了一些人。历史证明，中国政治制度的维护者始终是人民群众。新中国打倒旧中国获得劳苦大众的支持。改革开放的及时发生延续、更新了全社会拥护社会主义的基本民意。如果中国人民真正想翻转中国政治制度，军队和警察不可能挡得住。
社会上永远有牢骚，但包括大多数发牢骚的人，大家都没有那么傻，能分得清改革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一回事”，而且能预感得到，一旦政治剧变，中国必将重现天下大乱。这是一些浮躁、极端主张只能在互联网虚拟社区流传，在现实社会却没有市场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现代化程度远不及西方，中国社会政治自信不牢固，因而西方价值观会在较长时间里保持对部分中国人的争夺力。困惑会继续存在，但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国家政治稳定有割不断的关系，西方和中国国内的亲西方势力再长袖善舞，也无法推动这样的切割。
西方政治制度不会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终结，“历史终结说”表现了鼠目寸光，会成为最可笑的论断之一。中国的政治探索如果最终把十三亿人带向繁荣和民主，其对人类的政治贡献将不小于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制度演进。
新中国实现了历史所做的粗线条、框架性选择，改革是对中国新政治制度的精雕细刻过程。中国漫长动荡史带给社会对于稳定的珍视，与执政党自身对改革的紧迫感结合在一起，会为中国走通自己独特的政治道路赢得机会。
最关键的是执政党要和全国人民真正同呼吸，共命运，党做到这一点，人民是能感觉到的，这样的全社会利益绑定比什么都有力量。鼓吹中国“西方化”的人，最大弱点是他们这样做被一眼看出怀有私利，或是出于价值观偏好，他们没有从中国的全局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假公共利益之名忙活“自己的事”。
不走西方式政治道路，这不仅是中国的政治宣示，我们相信它也一定会是中国21世纪的政治现实。这应成为所有中国认真做事者认识这个国家的基础。或顺势而为，或逆水行舟，但清醒不自欺首先对所有人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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