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属于世界

1979年邓小平访美，一群美国儿童用中文演唱了几首邓小平喜爱的歌曲后，邓出人意料地走上台去吻了他们的手。蒙代尔副总统说，当时大厅里人人眼中闪动着泪光。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略讽刺地说：中国和法国的文明都自认为高人一等。小平回应：“不妨这么说，中国菜在东亚是最好的，法国菜在欧洲是最好的。”……

大约六七年前，听傅高义先生说他在写邓小平的传记，我是深感怀疑的。甚至担心德高望重的他，会写出一本失真的作品而使中国学者感到尴尬。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有不少外国学者、作家、记者写的毛泽东传记，在我们国内学者看来，就好比一个穿上了西服的外国演员在扮演毛泽东。他们的写作热情我们不能不鼓励，对其作品又不好多加批评。同样，写好邓小平，即便对中国学者也是一个重大挑战，何况万里之外没有长期生活在邓时代的美国人？

随着和傅的接触，感受到他的不懈和认真之后，这种忧虑逐渐消逝了。直到全部阅读了他的《邓小平时代》两大本中文打印稿后，才从心底里感叹：傅不仅是写邓小平传记最合适的外国第一人，甚至比我们中国学者来写还要合适。

骑旧自行车走街串巷的外国老头儿

外国人写邓小平之难，首先是邓的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制度、是非观念都在更新之中。至今上了年纪的人回忆从“文革”到改革这几十年，都不免要带着迷茫无数次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外国人又怎么能理解？然而，解决这个问题恰恰成了傅的专业优势。

记得第一次和他谈起有关邓小平的评价，他忽然轻轻中断我的话说：如果你同意，能不能先请你介绍一下你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情况？看到我的一脸惊愕，他略带歉意地解释：因为我最早是研究社会学的，以后在历史研究中，仍然特别注重社会考察。邓时代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我想每个中国人感受都不会完全一样，汇集起来才能把握住中国社会。

我知道，傅早年写过一部著名的《日本第一》，是解剖日本社会的权威之作，但没有想到他能用这种方法写邓小平。于是，我们看到，一位衣着随意，戴着毛线帽子的瘦高外国老人，骑着一辆旧自行车（那车是他特意买的，离开中国时还嘱咐招待所，下次来还要用），在北京走街串巷地采访历史当事人，同时感受社会。吃饭的时候，他也会微笑着顺口问问服务员对邓小平时代的看法。

傅详写邓时代，是从1969年他下放江西开始。为什么不是通常的邓小平实际掌舵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是这段默默无闻的时期？我想，傅也许看到了：历史把邓小平从最高领导层抛进社会底层，因为“文革”更加少言寡语的他，有了时间去思考人民的苦难和未来的出路。正像傅笔下所写：“他坚信中国需要更深层的变革，他对中国应当向何处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这可以说是傅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不仅严谨地写出了邓小平的活动，而且比较准确地把握了邓小平时代中国人的感受。从这个角度，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邓小平一句普普通通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往往会让中国老百姓热泪盈眶。而邓得到的回报，也只是一句普普通通而饱含感激和崇敬的：“小平你好！”

境外中国学两种传统的结合

由之而来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傅怎样使外国人理解中国人这份感情，又不被批评为中国化或者溢美？

傅说了，他的书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从他的笔法可以看出，他很少大段大段地录用引文，而是尽量消化为自己的语言。这当然增加了写作本书的难度----必须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话语体系，不失真不产生歧义。

境外中国学有西方和日本两种传统，前者讲究发挥，后者讲究实证。带着挑剔眼光阅读后，我认为傅把两者比较成功地结合了，只看到个别几处略有不准确理解。比如书中认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说“绵里藏针”，是称赞邓。其实毛是委婉地批评邓，纠正“文革”的问题不要太强硬。

应该说，这是个“高级失误”，因为很多中国学者也有这个误读。外国人能达到这个水平，难能可贵了。当然不仅因为傅的认真，也因为他的众多朋友如澳大利亚孙万国教授等，以及助手们，为这本书的修订和核对下了很大功夫。

然而，让外国人难以接受的不仅仅是这些形式，更大的差异在于，因为价值观、利益、制度和文化的不同，对邓的许多言行，肯定有不同的看法。

最突出的是对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境外批评的声音不少。傅没有回避这段历史，不强行下结论，而是采取了客观叙述事实的写法，让不同读者根据事实和以后的历史去思考：当时邓应该怎样做，才能使中国社会稳定而继续以后20多年的发展？

正像他书中所说：“我相信，尽量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相信大多数西方人对天安门事件有了足够客观的态度，使他们愿意思考邓的历史作用，就像我所做的尝试一样。”

写给世界的

从学者的角度，我更重视的，是傅以他特殊的名望，采访到了许多邓小平时代著名人物，在中国有江泽民、黄华及邓小平、陈云的子女等。国外更是要人荟萃，书中让我们看到美国前总统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基辛格，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等的回忆，知道了很多外国人眼中的邓小平。

比如，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一群美国儿童用中文演唱了几首邓小平喜爱的歌曲后，邓出人意料地走上台去吻了他们的手。蒙代尔副总统说，当时大厅里人人眼中闪动着泪光。

美国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略带讽刺地说：中国和法国的文明都自认为高人一等。邓小平回答道：“不妨这么说，中国菜在东亚是最好的，法国菜在欧洲是最好的。”布钦佩地说，邓小平反应敏捷，并展示了出色的幽默感。

外国人怎么评价邓小平，邓小平怎么评价自己，也有珍贵史料。1977年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在记录中说：邓小平是一个“非凡人物----急躁、好胜、自信、坦率、直接、强硬、头脑精明”。应该承认，这很准确。邓在国外却说：“我是个国际名人，不是因为我有多少能力----而是因为我的三起三落。”

这些史料让本书有了从世界角度看邓小平的重要价值，因此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畅销。可以说，邓小平时代属于世界，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也属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