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每个美国人都会问：如果枪杀比自杀的事例还少，枪枝对社会的威胁真那?大吗？
赵承熙在维珍尼亚理工学院制造的大屠杀发生以后，我曾说枪枝管理的问题在美国政治中已经是个死问题，死三十几个人也无法使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死而复生。果然，这一血案发生后，布希总统声言没有必要讨论枪枝管理问题，民主党参议院多数派领袖Harry Senate呼吁大家不要“匆忙下结论”。在两党二零零八年的十几位总统候选人中，只有两位出来提到枪枝问题，讲的全是支援持枪的权利。在《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中，公开呼吁禁枪的声音几乎听不到。相反，《华尔街日报》这样的保守派媒体，则拿出大量篇幅证明：这种大屠杀，美国只有校园这种禁带枪枝的地方才可能发生。
枪枝泛滥，已成美国既莽撞又顽固的牛仔的国际形象的一部份，很少有人能恭维。不过，考量这个问题，需要有历史的眼光。否则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最大民主国何以在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小问题上“想不开”。
在世界历史的脉络中，携带武器的权利和政治自由密切相关。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保护个人自由与安全的权利，使用暴力的权利，不能轻易让渡，哪怕是让渡给国家。在中世纪的欧洲，国王封臣时，把剑搭在贵族的肩上，贵族单膝跪下，表示效忠，但自己还是带剑之身，并不缴械。这种场景的象征意义是：双方都具有使用武力的能力，臣服效忠是自愿的，不是被迫的。这样，在等级秩序中，还是保留了个人的意志和尊严。欧洲后来几个世纪战乱不止，也在于谁也不轻易放弃武力。打仗的结果，是引发了“军事革命”，使欧洲人特别善战。我们不应忘记，最早开始征服世界的欧洲殖民者，多为小武力团伙，并非庞大军队。私斗在西方历史中有决定的作用。看看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就知道，美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私斗基础上建立的国家。
中国则与之截然相对。在古代，大臣见君王还可以“带剑入宫”的。《晋书。舆服志》还说：“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晋世始代之以木。”到了最后，在皇帝面前带剑就成了图谋不轨了。天子把大家都缴了械，意味著个人把保卫个人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全让渡给了国家。可是，老百姓被缴械，尚武文化消失，垄断暴力的国家也不那?可靠。当国家无力提供安全保护后，放弃了武力的老百姓更不堪一战。庞大的中华帝国，常被人口是自己百分之一、二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征服，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人则是靠私有枪枝自己保卫自己，并赢得了独立。至今维护持枪权利的人还在鼓吹：没有二点五亿枝私人枪枝，美国人在罪犯和专制暴君面前就会手无寸铁。从这些美国人的立场，我们也可以说：放弃了武力自卫权利的中国人，失去了自由人的傲骨，内不能抗专制，外无以抗外寇。美国岂能走这条路？
所以，持枪并不能证明美国文化的荒唐。私人枪枝的普及，也未必就意味著社会治安的危机。直到如今，关于枪枝与犯罪率的研究，还是争论不休，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经济学人》列出了看似惊人的资料：美国每年有一万四千人被枪杀，一万六千人用枪自杀，六百五十人因枪枝事故死亡。自一九六三年甘乃迪被枪暗杀以来，美国在国内死于枪下的人，比二十世纪在国外战死的人还多。不过，认真分析一下就明白，二十世纪美国在海外作战死亡的人相对较少。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人口渐渐增长到两三亿之间，如今交通事故每年就死四万多人，因枪枝死亡的绝对数据自然也就没有听起来那?可怕；自杀的人，不用枪死也会找别的办法死；许多凶杀案，没有枪也会照样发生。况且用枪谋杀的死亡数位还不如用枪自杀的人数多。每个人都可以问：如果枪杀比自杀的事例还少，枪对社会的威胁真那?大吗？
当人有了自由后，责任感就会更强。在中国社会生活三十多年的我更感到惊异的是：美国的二点四亿私人枪枝，大大超出了成年人口的数量，社会居然这样安定！犹他州的学生，二十一岁以上就可以携带枪枝进教室，也没听说出过事。可见，大部分持枪者，还是非常理性负责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枪文化占优的社会，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推销枪枝，极力反对对枪枝的任何控制，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人身伤亡。在美国，二十一岁才可以饮酒。但在许多州，对持枪竟无此限制。开车需要考试获得驾驶执照，持枪则未必需要。另外，从赵承熙此案看，背景检查仅在枪店进行了一分钟，形同虚设。购买枪枝不需要等候期，甚至不需要登记。最糟的是，克林顿一九九四年签署的禁止攻击性武器的法案，二零零四年到期后自动失效。赵承熙这次买的一支半自动快射手枪也正属于本来该禁的武器。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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