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入、教育水平、年龄、宗教隶属、所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各种因素都被一一解释之后,语言对人们储蓄率的影响就显得非常巨大。使用一种强制性标记“未来”的语言,比如英语,会使得人们不太可能为未来储蓄。使用一种不带有强制性标记“未来”的语言,比如普通话,使得人们能够积累更多的退休资产、吸烟更少、锻炼更多,在老年时普遍更健康。
我们所说的语言是否决定了我们健康和富有的程度?耶鲁商学院的基思·陈(Keith Chen)在新研究中提出了以上问题。不同语言的结构会影响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和决策,而这有可能产生长期且巨大的影响。
关于我们如何应对未来的研究有很多。例如,由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和他的同事们一起进行的著名的“棉花糖实验”就显示:抵御诱惑的能力预示着未来的成功。实验者给了4岁的孩子们每人一颗棉花糖,并告诉他们如果等到实验者回来再吃糖的话,他们就能得到第二颗糖。后续跟进的研究显示那些能够等待更大的远期回报的孩子们到了青年时期相比其他孩子会更加成功。
忍住眼前的一时痛快常常是实现那些对于我们而言意义重大的结果的唯一法门。我们想要保持好身材,却又舍不得最后那块披萨。我们想要舒舒服服地退休,却把钱拿去买了那辆很炫的车,那个梦幻般的旅行,还有那些华丽的鞋子。一些人在推迟满足感上比其他人做得好。而这些人则更有机会来积累财富并且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最不可能成为即兴消费者或者冲动吸烟者,也不会进行危险的性行为。
陈(Chen)最近的调查结果表明一个不太可能的因素----语言,也在强烈地影响着我们面对未来的行为。在一些语言中现在和未来(的说法)泾渭分明,而在另一些语言中,这种差别非常模糊。陈(Chen)最近的研究显示:使用着不怎么区分现在和未来的语言的人对于未来有更好的准备。他们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也更能够保持自己的健康。这些人构想未来的方式和他们构思现在的方式是类似的。因此,他们觉得未来并不遥远。根据未来的兴趣来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容易的事。
当谈论未来时,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像英语、韩语及俄语等语言要求他们的说话者要清楚明白地指出未来。英语为母语的人每次谈到未来时必须用到相应的标记性词汇,例如“将要”(will)或“打算”(going to)。而其他的一些语言,像普通话、日语和德语中的标记性词汇则不是强制性的。人们谈论未来和谈论现在的方式相似,要通过上下文才能理解意思。一个母语为普通话的人打算去参加讲座,可能会说“我去听讲座”,翻译成英语就是“I go listen seminar”(而不是I am going to go to a seminar)。像英语这样的语言不断地提醒着他们的使用者未来是很遥远的。而像普通话这样的语言的使用者则觉得未来更近一些。因此,对于说普通话的人来说,抵制即时的诱惑并且为未来投资会更容易一些。
陈(Chen)分析了来自76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层面的数据。这个数据囊括了人们的经济决策,像去年是否存了一些钱;人们在家时使用的语言;人口统计资料以及像“储蓄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观”这样的文化因素。
他也分析了关于人们退休资产、吸烟、运动习惯和老年综合健康方面的个人层面的数据。最后,他还分析了包括国民储蓄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国家人口统计资料以及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所占的比例等方面的国家层面的数据。
像收入、教育水平、年龄、宗教隶属、所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各种因素都影响着人们的储蓄率。在这些因素被一一解释之后,语言对人们储蓄率的影响就显得非常巨大。使用一种强制性标记“未来”的语言,比如英语,会使得人们不太可能为未来储蓄。这个几率高达30%,和失业的影响是一样巨大的。由于失业,储蓄的可能性也降了大约30%。
类似的分析显示,使用一种不带有强制性标记“未来”的语言,比如普通话,使得人们能够积累更多的退休资产、吸烟更少、锻炼更多,在老年时普遍更健康。语言同样也影响着一国的国家储蓄率。如果一国中的大部分人使用不带有强制性标记“未来”的语言,这个国家的国家储蓄率就会更高。
这是解释人们消费-储蓄决策以及与健康相关的行为的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更多常规的因素包括性格、环境、激励因子以及文化因素。“棉花糖”实验着重于性格因素的研究----能够推迟满足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另一些研究考虑的是环境因素。例如,研究者们表示在自助餐厅里简单地重组食物和饮料的搭配可以提高健康食品的销量。其他的研究则着眼于激励因子的作用。
为了达到未来还清债务的目标,人们常常需要克制自己现时的消费欲望。研究人员们已经说明还清一些小的债务在早期可以给人一种成就感,提高了还债的积极性,从而增加了完全还清债务的可能性。即使还清小的债务没有任何上的意义(大的欠债账户有更高的利息),这种激励性的作用依然非常有益。另一个研究则调查了文化因素。有人认为美国人的开销比他们实际需要的花费更多的原因在于他们想要效仿那些比他们富裕许多的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陈(Chen)的调查结果表明,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专注于如何谈论未来,从而提高我们跨时期的决策能力。
这些成果也为“语言-认知”这个已经在研究者们中间引发争议的联系提供了证据。20世纪早期的思想者们,如斐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瑞士语言学家)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奥地利哲学家)就最早提出了“语言可以影响人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而最近的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哈佛大学语言学家)则认为我们思考所用的通用文法和语言并没有有效地塑造我们的想法。这个问题仍然处于激烈的争论中。
在一个更实用的层面上,研究者们一直在寻找帮助人们按照自己长期兴趣生活的方法。最近的发现表明让未来离现在更近点也许可以改善面向未来的行为表现。例如,研究者们最近给人们呈现出了自己未来模样的绘图。这是用“年龄-数列”算法算出来的,而这种算法可以预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样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组参与者通过一面虚拟的镜子看到了被数字化的自己当前的样貌,而另一组参与者则看到了自己未来年老的模样。那些看到自己年老模样的参与者分配了更多的钱到一个虚拟的储蓄账户。这种介入将人们的未来带到了他们眼前,因此他们才为未来存了更多的钱。
陈的研究表明语言构建了我们与未来相关的想法。之前语言已经被用来改变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并且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埃伦·兰格(Ellen Langer,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和她的同事们通过简单的介入极大地改善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这种介入包括让他们谈论20年前的事情,让他们觉得那些事情像是现在才发生的一样。谈论过去的事情就像它们是现在才发生的一样改变了人们的心态,而心态又影响了他们的身体状况。陈(Chen)的研究指出了通过谈论未来来塑造我们心态的可能性。语言可以使得未来在我们的心理空间中来来回回地移动,从而有可能对我们的判断和决策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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