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寂寞生前繁华身后

李静/小说家、杂文家王小波逝世十年在中国影响力不减。在思想压抑的年代，他的小说与杂文启迪一代人对智、趣、性的自由向往，被誉为世纪末的启蒙者。他的小说在逝世十周年之际被翻译引介到美国文坛。

最初，多是与他同代的人文学者回忆和评论他；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钟情他的作品，模仿他的文风，追随他的信念，把他认作自己精神的兄长。一个青年在网路论坛里写道：“考完研究生了，我终于可以实现高中时代的梦想----给他扫墓。明天开始，江南出发，一路北上，一路悲伤……”这致敬和缅怀，在今年四月十一日他的十周年祭日达到了顶峰：多家电视台、铺天盖地的报刊和互联网站，自发推出了形形色色的纪念专号；人们到他的墓地祭拜，探访他插队的地方，出版和重读他的作品……中国大陆的一代青年，正在用看似幼稚的“偶像崇拜”方式，来表达对这位唤醒他们独立思考的作家的爱与感激。这是一个悖论，这悖论环绕著一个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名字----王小波。

无论多少哀荣加诸他的身后，我仍能记得起他生前寂寞的身影。可能他的不少朋友都是像我这样找上门来的吧：先是偶然在杂志看到一篇他的文章----不禁捧腹、深思、著迷，顿时记住他的和北宋一个揭竿而起的家伙相同的名字；然后是饿狼般四处搜寻他的文字，热病般逢人便讲他的有趣，狗崽般竖耳探听他的行踪，幸运如我者，便终于被天赐了与他相识的机会----报社实习时采访他和他的太太李银河。

那是一九九五年，王小波正是中国文化报刊竞相追逐的专栏作家，我以为约他的稿子比登天还难。一九九六年，我到《北京文学》杂志工作，才知道他发表小说才比登天还难。他的文学天份一生只受到过三次正式的肯定，两次来自台湾----他的《黄金时代》和《未来世界》分别获得第十三届和十六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一次来自国外----他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编剧奖。在中国，尽管他以独到见解、幽默睿智的随笔杂文受到知识界推重，但是由于他的小说对于精神禁忌的大胆戏弄，文学界却一直未对他敞开大门，除了《花城》，他投稿的杂志很少敢于和愿意发表他的重要作品----反倒是他为了交差而写的应景之作，都能迅速刊出。当然，文学杂志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市场大潮的侵袭，“纯文学”作品的幽闭，已使它们的读者少而又少；僵化粗暴的发表禁忌，更令主编们如履薄冰，严格把关。对王小波而言，发表意味著他与真正的现代小说爱好者之间交流的可能（其时互联网刚刚起步，还无法网上发表小说），这种可能性的断绝，对一位作家来说是致命的。

这就是王小波生前彻骨的寂寞：小说创作是他付出心血和智慧最多的领域，却发表无门，文坛避之不及；杂文随笔是他信手写成、用力最少的领域，却炙手可热，媒体趋之若骛。他在世时，中国大陆仅有短篇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和中篇小说集《黄金时代》坎坷发行。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深夜，这位未满四十五岁的作家心脏病突发，身边无人，溘然长逝，直至次日下午才被发现。五月十三日，他的四十五岁诞辰，呕心沥血的“时代三部曲”终于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然而他永远也无法得见。

十年之后，王小波的作品独自经历了它们的命运。主流批评家依然对他不予置评，但对那些富于探索精神的文学同行而言，他却是他们心中的挚友。不久前，作家莫言曾对我描述，他当年在《花城》上读到《革命时期的爱情》时是如此惊喜，以致他竟催促一位记者引荐他与小波相识，然而未及如愿，斯人已去。青年作家李大卫则这样谈论王小波带给他的阅读感受：“王小波的小说兼有约翰·欧文式的残忍幽默，卡尔维诺式的奇观场景以及翁贝托·艾科式的杂学旁收。可以说他是塞万提斯、拉伯雷和马克·吐温的精神嫡裔。从他的写作中可以看到一个人对世界强烈的好奇心，并以青春期顽童的方式对人类的愚昧言行进行恶作剧。这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其丰富的感性和发达的判断力之间实现了高度的平衡。”王小波一生，因精神探索的真实无畏和艺术创作的精致独特，而走过了一条举步维艰的荆棘路。他的作品二百万字左右，数量不多，能量巨大，篇篇精彩。

王小波与他的妻子李银河是中国同性恋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经由他们的调查研究，中国存在庞大同性恋群体的事实才被首次公开，这一研究在九零年代初遭遇了激烈争议和巨大阻力----《他们的世界》一书出版艰难，发表相关文章的刊物受到官方警告。讨伐者认为他们揭开了社会的疮疤，有伤风化，于人有害。王小波对此回应道：“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对这个社会视力缺陷的忧虑”。他的中篇小说《似水柔情》、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和同名舞台剧本即是对这一无声人群的同情理解之作，他也是中国大陆触及此一题材的首位作家。现在，中国大陆同性恋人群已可以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而少社会压力之忧，与十年前的境遇有天壤之别，这一变化，不能不归功于王小波夫妇作品的浸润人心。他们的工作，极大促进了公众对同性恋者的宽容与理解。

综观王小波一生创作，“时代三部曲”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它们可以概括为一个主题：揭示“智慧”在荒谬生活中的悲观境遇。这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意图，和每个中国人切身的精神体验密切相关。当这一抽象主题化身为欢蹦乱跳的主人公王二、李靖或薛嵩，在过去、现在或未来展开自己的故事时，却是具体、清晰、幽默而出人意料的。中篇小说《二零一五》如此开头：“从很小时开始，我就想当艺术家。艺术家穿著灯心绒的外套，留著长发，蹲在派出所的墙下……”最后那一句没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但是最后这句话出现了，一切的味道就都变了----“艺术家”和“派出所”之间突兀而可笑的关联，埋伏著“智慧”被“权力”所规驯和惩罚的黑色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