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8日去世。对于撒切尔夫人的评价，褒贬不一。诚然，撒切尔夫人是现代政治史中具有决定性的人物，不仅因为她是英国自丘吉尔以来最有掌控力的首相，更是她所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周期的结束。
不少人认为，撒切尔夫人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拯救了英国经济。80年代，英国经济实际增长率达3%以上，在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日本。从这个角度说，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但事实上，撒切尔夫人所倡导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主张也几乎毁掉了英国的福利制度。她对私有化的推行，对平民疾苦的无视，对工会力量的打击，对种族隔离的支持，对自己的政府建构独裁者地位的热衷，以及她那带有轻蔑的“小英格兰主义”情绪，也无不给英国人带来了苦涩而悲痛的记忆。
英国骚乱撒切尔“药方”留祸根
2011年席卷英国多个城市的骚乱记忆犹在，29岁青年马克·达根的死点燃了整个英国。英国首相卡梅伦将骚乱归咎于“英国社会出了问题”。英国国家平等委员会在一份名为《英国经济不平等状况剖析》的报告做出结论：“目前英国贫富差距的状况意味着----几乎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报告显示，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超过30年前，达到“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程度。
和2011年的骚乱一样，30年前，1981年4月10日，伦敦南部布利克斯顿区黑人青年迈克尔·贝利在警方的打击犯罪行动中受伤身亡。怒火还点燃了伦敦、伯明翰、诺丁汉、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等其他大城市。当时的英国深陷严重“英国病”中难以自拔，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政府面临巨额赤字，失业人口不断攀升。面对这种情况，当时，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对国有工业和公用事业进行大规模私有化，铁腕对付工会改革，降低税收，并大刀阔斧地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而这恰好可以成为理解今天英国困境的起点。撒切尔夫人以“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主张”而著称。1979年上台后，撒切尔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宣布实践新自由主义纲领，奉行货币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规模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大刀阔斧改革福利制度，将养老金和住房的政府福利推向市场，并在外交上努力打开外国市场。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减少了英国资本的赋税、薪资负担和成本，在全球化浪潮中适应世界资本的竞争结构。80年代，英国经济实际增长率达3%以上，在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日本。从这个角度说，改革无疑是成功的。
但也必须深刻认识到，她也必须要为英国迅速恶化的贫富差距负责。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没有最低工资标准，在工资协议上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使雇主在雇佣和解雇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1980年的《就业法》规定，如果雇员声称遭到不公正解雇，雇主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雇员在两年内遭解雇不属于不公正解雇。渐渐地，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财富的集中化成为普遍现象。出于为资本创造“良好的商业或投资环境”的需要，政府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会站在“良好投资环境”一边，反对劳动者的集体权利，从而导致阶级力量的重构。就这样，新自由主义和它推行的全球化彻底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
总体来看，在过去的30年中，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改革成功终结了滞胀，从 1992年开始，英国经历了150多年来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期，而贫富分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几乎从未停步。
当然英国也付出了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区分裂等代价，以至于几年前英国一家电视台在做“你最痛恨的100个最坏的英国人”的民意调查时，撒切尔夫人以高票荣登探花。历史一摔显西方傲慢面对中国的别扭
被永记史册的一页是1982年9月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这可以说是中英两国最高领导人、两个强势的政治家各自从本国的最高利益和立场出发，在最高层面上进行的一场博弈，是两个领袖级人物之间的一场硬碰硬的较量，“铁娘子”遇到了“铁汉子”。
早在访华之前，撒切尔夫人就事先声明，“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依然有效”，并在国际上大造这种舆论，目的在于试探中国方面的立场。而后，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取得马岛战争胜利的撒切尔夫人更是气势汹汹，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据资料记载，除此之外，撒切尔夫人还讲，“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有英国继续统治才能够得到保证，不能单方面地由我们把条约废除”。而且她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足以看出撒切尔夫人身上所带有的轻蔑的“小英格兰主义”情绪，傲慢而又张狂。
但邓小平不依不饶，说“我告诉你，香港，包括九龙、新界，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一直属于我们中国，这很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谈判一直在剑拔弩张中进行。据悉，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还一度激怒了邓小平。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报道：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
而后，邓小平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直接放话“两年里我们双方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共同解决了，不能再拖。如果这期间香港发生了大的波动，或者我们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要另外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这话讲得很文明，但分量十分重。重新考虑时间，就是不等到1997年了，方式也就不是和平谈判了。点到这个，撒切尔夫人听懂了。当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从门口走出，脸色凝重。她步下大会堂北门石阶，抬眼望见右下方的记者，突然绽开笑脸，转过头来向记者示意，努力的使自己表现出镇定。当她继续往下走时，高跟鞋与石阶相绊，使身体顿失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下，以至皮鞋、手带也被摔到了一边。在一旁的随员及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将她扶起。而撒切尔夫人这一摔也成了一个转折，在那之后整整一年过去，双方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中英两国的正式谈判也就无法开始。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英国人开始着急了。中国方面自有决心毫不退让，英国人却不得不考虑时限到了之后自己的处境。就这样，一向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动摇了。到1984年9月，双方就香港问题终于达成协议。12月撒切尔夫人再次访华，两国政府首脑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从今天往回看，撒切尔夫人这一摔，或许是因为原本她傲慢地认为中共治理不了香港，想以主权换治权，但万万没有想到邓小平严词斥责，“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而这一摔更如同西方傲慢在新中国面前的别扭。实际上这也源于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特别是西方人对中国人行为方式的不理解，反映出了西方对中国决心的低估和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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