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您从小接受的穆斯林文化熏陶是怎样的？又是如何接触汉语文化的？
沙叶新：回族我一向认为是以外来民族为主，以伊斯兰教为宗系，和汉族和其他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结合的一个新民族，这是我的观点。而且居住在大城市的回族，基本上都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接受了强势文化的影响。
比如说姓名，我不可能叫沙叶新，一定是沙特阿拉伯、沙尔汗、穆罕默德，中文译音的第一个字，我可能叫沙尔汗，你叫沙尔汗就不行，你一定得叫沙叶新。张承志是回族，他一定原来不姓张，张是典型的汉族的姓。所以说，我基本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学习获得知识。
我虽然是回族，但是我对回族真的是不了解，当我脑子里一片空虚再也不信仰共产主义，再也不崇拜领袖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五六十岁了，我就开始进教堂，叫主麻，后天就是主麻，我就去礼拜。想体会一下有宗教信仰的人，对生活怎么认识，对政治有什么看法，人与人之间和其他无信仰的人，或者和无神论者有什么区别，我很虔诚，去做礼拜。所以我自认为是个文化穆斯林，还不是百分之百的穆斯林。穆斯林经常给人有一种恐怖的感觉，这一点不奇怪。
和这个信仰，和信仰这个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关系。什么原因？原因很多，有一年，我在甘肃参加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我也讲到这个，我说我们的回族，我们的伊斯兰，不要给人感到是惧怕、是恐怖的，我说那就糟糕了。
不让其他民族说“不”，那也糟糕了。那为什么全世界凡是有比较大动乱的地方，都跟这个文化有关系呢？结果北京一个阿訇，他说我跟你说有个原因，因为回族吃牛羊肉。牛羊肉是补肾的，肾气足那就火气大，他说得很严肃。但是我想问题肯定不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凡是看过《古兰经》的，你们一定会找出其中的原因，这个我就不说了。
《大师》：洗冷水澡这一习惯，您坚持了几十年。有什么原因嘛？
沙叶新：1954年我生过脑膜炎，1957年考取了大学，我知道学业一定很繁重，像我这样体质的，很难担负大学繁重的学业。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契科夫，实在太爱他了。俄国所有的作家当中，我最崇拜他。他有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叫“寒冷使人坚强”。夏天不怕凉水，冬天碰点水就那样，我就开始洗冷水澡，一洗洗了一辈子，洗到我四年前进病房开刀之前的那一天。
开刀之后就不能洗了，洗冷水澡对我终身有益，就是使你坚强，使你坚持。所以我生脑炎没死，害癌病没死，我觉得跟洗冷水澡、加强自己的意志是有一定的关系。假如朋友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大家洗冷水澡。不只我一个人洗，马约翰（清华大学的体育教授）就洗，冬天都穿短裤的。
《大师》：后来为什么报考华东师大？为什么选择中文系？
沙叶新：不考华东师大，我现在读不了大学。我是回族，那时候考大学回族可以加五分。加五分可不得了啊，加一分就淘汰很多人。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文学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
第三个志愿是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是我12个志愿里最后一个志愿，当时读大学可以选择12个志愿。幸亏我是回族加了5分，不加5分说不定我读不上大学。但是我并不认为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就感到羞耻，我非常感谢这个大学。
顺便说一下，北大是我很向往的地方，当然现在可能是另外一码事，这个且不去说了。北大校庆一百周年，要写蔡元培这个戏，就找到北京的一个剧作家苏叔阳，说你能不能写蔡元培。苏叔阳说找一个人，找上海沙叶新。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一个组委会委员、一个数学教授就到我家里来，请我写。
我感到非常振奋，有些创作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呀，这样的题材，“蔡元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一千年选了一百个著名的人物，中国就有蔡元培。他去世之后叫“当代圣人”。
她问我，你有什么要求吧？我听不懂，她问了三次你有什么要求吧？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啊，我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创作机会。后来我才知道，她问我要多少钱。我也没想，我就指了一个一。她说：十万？一百万？我说，我不要，一分钱不要。
我当初考北京大学没考取，现在能写北京大学的校长，我还能要钱？不要钱。她说你是不是想做个名誉教授？你写好之后能做一个名誉教授。我说，为了一个戏获得名誉教授的称号是不名誉的，我也没接受。我真的很想有生之年，能让我到北京大学听一两堂课，来圆我青年时期的梦，我就非常高兴了。
后来这个戏由于种种原因，首先是在香港演，不敢说轰动一时，非常受欢迎。同时先后得了三个奖，一个是南京大学所主持的有11个高校的文科主任或者教授，评的叫“学院奖”，一共11票，我获得10票。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也想给我发奖，因为我是个敏感人物，（后来有人）专门到江苏来，说什么人奖都可以给，就是不能给沙叶新，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出名。我怎么能靠这个出名？你越禁我越出名。结果还说千万不要告诉沙叶新，就偷偷摸摸的。因此这个学院奖的授奖大会，由于我的原因受到牵连，在国内无法举行这个授奖仪式。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会长，知道我去年的戏叫《江青和她的丈夫们》，这个戏也不能在内地演的，是在香港演。首演仪式落幕的时候，他要求给他十分钟，（他）把奖金从北京带到香港，给我发奖，这叫我很高兴。不是因为我得奖，而是我这个戏有一定质量，对得起北大，对得起蔡元培先生，而且我相信这个戏呢，一定会在国内演出。
我的恩师叫黄佐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我是第三任，第一任是夏衍，文化部部长。第二代是黄佐临，这一代不如一代。
他们俩人从人品、学养，真是我不好和他们比的，但是我有幸能遇到。我那时候写蔡元培，叫“幸遇先生蔡”，这是北大最初的校歌当中一句，歌词是大作曲家吴梅写的。
我是“幸遇先生黄”，父母养了我，在我的生活道路上遇见谁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完全改变我的人生。
在这之前我也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六十年代写了《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德彪西，法国印象派大作曲家。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出了他一本书，叫《克劳斯先生》，一个设想的人物，它其实是个音乐随笔。
出版社在一页里有内容提要，就是说德彪西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姚文元看见了，说他是个资产阶级音乐家，怎么可能有精辟的见解呢？只有腐朽的见解。我不服姚文元的文章，就写了一篇文章，这是第一次跟姚文元打笔仗。《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写了一万字。有一次讲《文汇报》发表的批判姚文元这篇文章的作者沙叶新是何许人？黄佐临先生就笑了，他是我们剧院的小青年。在这种世人皆欲杀的时候，佐临先生吾意独怜才，把我收到剧院里面来，这真的不容易。所以我真的感谢佐临先生改变了我，这样我才到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大师》：能不能谈谈文革时期的思想变化？
我的思想变化，文革当中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或者像大部分人一样非常非常崇敬毛泽东，把毛泽东没有发表的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笔记本上。除了没有把毛主席像章别在我肉上面之外，我觉得我的崇拜已经到了极点。你怎么能说毛泽东一句不好的话，甚至怀疑他的话。一直到现在，说毛泽东是政治上大流氓、生活上大流氓，这是杨开慧写给她一个闺中密友的信上讲的。这样的一个跳跃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这个过程已经过去了。
可是在当时，我真是一个“唱红打黑”的分子，每天唱红歌嘛，一天要唱几次，吃饭要唱嘛。还有跳舞，那时候还有红舞，我妈都去跳舞，整个很疯狂。可是林彪事件使我感觉毛泽东不是神。你不是洞察一切嘛，在你边上这个人，他都不跟着你，就像王立军这次跟薄熙来一样，一个公安局长感到自己连“私安”都没有，他怎么搞公安呢，他跑到美领馆去了。这个事情和林彪的出逃（很像），但是林彪的事情还不是最后定论。而且林彪的材料越来越多，我只是拿当时的结论来讲他。那时候林彪事情已经好多年了，王立军的事情才三个月吧，处理得这么快，开始有初步结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也是社会的进步。
第二，我觉得文革完全是闹剧，四人帮倒台之后，我还是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现在还没有最后确认，我认为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热情勃发。那十年是我最好的日子，只有几个样板戏，什么都没有，每天唱样板戏。
我的女儿叫什么名字知道吧？叫沙智红，为什么叫沙智红，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八个样板戏，我女儿占了三。你说崇拜不崇拜，就是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非常能理解重庆唱红的那些人。
当然这里面有两种，一种是真诚地拥护毛主席，这种人我尊重他。只要他不是虚伪，不是虚假，不是为了要夺取更大的权力。他真的是感受到毛，“不落的太阳”的阳光照到他身上很温暖。
我觉得有相当大的一批人，是因为他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唱这些歌会回忆起当时那种单纯的美好岁月。我讲的美好不是生活当中。第三种人，唱红歌是为了对现实的不满，因为现在贫富不均，这些社会现象大家都知道了，把这些理想投寄到以往的年代。
但是和薄熙来完全不一样，重庆事件一出现之后我就发微博，那时候还没有结论呢，我就挺温，对薄熙来就批评。有人说我，你落井下石，我说我三年之前，薄熙来还没有落井呢，我就投石了。说我拍温家宝的马屁，我说五年之前我就开始挺温了嘛。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同志的讲话》。我是故意起这个名字，有点肉麻，我就开始挺温，一直到现在。
2012年我写的《力挺温家宝，左派要杀人》，登在香港《开放》杂志第四期，公开发表还不到十天。所以文革当中林彪出逃，跟这次王立军到美领馆，我觉得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和政治反应。
《大师》：1985年，在您入党后的三天，新华社全国通稿报道此事，大标题为《党的作家，党的人》。为什么这么大动静？
沙叶新：说入党，本人是共产党员，中国很少有我这样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因为胡耀邦亲自批准的，御批党员，1985年佐临先生要退休了，他就很看重我，看着我人很老实。另外又很用功，我真的是很用功，无一日不看书。佐临先生说这人很好，就要提拔我做院长。可做院长你不是党员不行啊，这么大的权怎么可以落在非党员手里？不可能。他就劝导我入党，但就是通不过。
为什么通不过，因为我在改革初期写了《假如我是真的》，认为我给党脸上抹黑，这是一条罪状。第二条你这个戏既然在台湾演了，敌人拥护的我们要反对。因为那时候两岸关系还不像这样，你看你这个戏是反动的，台湾都拍成电影了，是谭咏麟主演。谭咏麟对这个戏，和我们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戏完全两种态度。
谭咏麟，大歌星，第一次到上海，住在锦江饭店，一下飞机，就碰见个记者，说，我要见沙叶新。正好那个记者说，沙叶新，我知道。就安排在锦江饭店，一定要请我吃饭。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是你给我带来好运。谭咏麟在演《假如我是真的》之前并不出名。演了《假如我是真的》之后，连连得奖。他很迷信，他认为是我给他带来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真是有情有义。现在那么红，还记得这个事，我就感到很惭愧。
在这之前我跟谭咏麟很奇怪的。肥肥沈殿霞她是上海人，市三女中的，她希望我能见谭咏麟。我当时还有点儿知识分子清高，他唱歌的，我是作家，好像没有共同语言，就没见。我到新加坡，他刚走，我到澳大利亚，他又来了，好像冥冥之中非要我们见面不可，结果在上海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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