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武汉大学中文系在国内学术界具有很高的地位，她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有大师，他们就是刘博平、刘永济、黄焯、陈登恪、席鲁思5位先生（时称“五老”）。在他们的带领下，还有程千帆、刘绶松、李建章、胡国瑞、周大璞、沈祖棻、缪琨、李格非8位中年骨干（时称“八中”）和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这是一个完整的、最佳的学术梯队，甚至有“珞珈学派”之称，令国内学术界刮目相看。
可是，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且也导致学术荒废。在学术上，最大的问题是，10年停止招生，学术研究中断，人才青黄不接，学术后继无人。原来的“五老”，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病逝，甚至原来的“八中”也到了古稀老年。
粉碎“四人帮”后，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了统一高考，并且实行了研究生学位制度。在推翻了强加于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基本估计”后，他们消除了心有余悸，解放了思想，积极地投入到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去，决心把过去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我校中文系的几位老教授，如胡国瑞、周大璞、李建章、李格非，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们老当益壮，精心指导研究生，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希望把自己毕生积累的学术专长传递给下一代。
易中天赶上了这个大好形势，成为全国恢复研究生学位制度的第一批幸运儿。他是以胡国瑞教授为首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在粉碎“四人帮”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他学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硕士论文题目是：《〈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
胡先生对易中天的文学功底和创新思维都十分赏识，对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培养了一名称心如意的门生。易中天的研究成果十分突出，他在毕业时已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刘勰论美的原则》一文，后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美学》全文转载，并收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美学史研究》论文集。而且，他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无论是在当时或是现在，也无论是硕士抑或是博士，都是不多见的。这些都说明，易中天确实是一个杰出的人才，难怪胡国瑞先生执意要把他留校接班嘞！
可是，易中天1981年毕业分配时，却遇到了麻烦。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尚处于拨乱反正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的思想还占着主导地位。那时没有什么“双向选择”，只有“毕业分配”。毕业分配又有“四项基本原则”：带薪学习的，原则上回原地区工作；已婚的，原则上回原地区（或配偶所在地区）；边疆地区来的，原则上回原地区工作；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原则上回原地区工作。显然，按照当时的政策，他应当回到新疆原单位（既是原地区也是配偶所在地区）工作，而新疆方面也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他回去。
易中天是一位有个性和才华的人，他的经历似乎也有一点传奇色彩。
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后，就响应号召奔赴边疆，参加新疆建设兵团，在农八师150团当了10年的“军垦战士”。青年人富有热情，他们也是极容易受到政治宣传鼓动的一代人。他们也是理想主义者，似乎是抱着“解放全人类”的舍已精神下去磨练自己的。可是，当了10年的“军垦战士”后，他才醒悟，一个连自己都解放不了的人，何以能够解放全人类呢？这似乎有一点乌托邦思想的色彩。
1975年，他被抽调到乌鲁木齐钢铁厂二中当中学语文老师，总算是迈出了解放自己的第一步。但是，一个人如果还想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那就必须还要在解放自己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易中天没有放弃对自己目标的追求，1978年他以同等学力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那时，正值倡导解放思想，政策比较开明，学风端正，易中天既没有大专文凭，也没有参加什么研究生考试补习班，他竟然以自己的实力考取了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
实践证明，易中天是一位优秀的人才。人才难得，甚至连孔子在《论语》中也感叹：“才难。”我记得在1981年5月，中文系胡国瑞教授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想到你办公室去与你谈谈易中天留校的事。”
我的习惯是，凡是年纪比我大的教授约我谈问题，既不让他们到我办公室，也不能劳驾他们到家里找我，而一般都是我去家访。
于是，我说：“胡先生，不要劳您大驾了，我到您家去谈吧。”
当天晚上，我到了居住在北三区10栋胡先生的家，听取他对易中天留校的意见。胡先生很高兴，他显得有些激动，从座位上起身对我说道：
“刘校长，易中天是我自文革至今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也是我在美学方面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我想让他留校接我的班。我已年过古稀，不然就后继无人啦。可是，他是定向培养的，新疆那面不放人，学校毕业分配办公室也准备让他回新疆。这样绝对不行，这不是杀鸡取卵吗？校长，请你想想办法呀﹗”
“是呀﹗人才难得，我们要据理力争。胡先生，您别着急，我将尽一切力量，让易中天留校接您的班。”
那时，我校正在讨论和制定重点学科规划，准备联合中文系与哲学系的力量，成立一个美学研究所，学术带头人是胡国瑞教授与哲学系的刘纲纪教授。这就是说，我们正好需要美学方面的教师，显然易中天是绝对不能放走的。
我们先是以学校的名义与新疆乌鲁木齐市教育局联系，请他们支持我校学术梯队的建设，允许易中天留校当教师。可是，我们得到的答复是：
“新疆是地处边缘地区，人才缺乏，易中天是定向培养的研究生，他所在的学校给他发了3年的工资，因此不同意武汉大学把易中天留校。”
不仅如此，新疆教育局通过自治区政府向国家教育部和中央组织部分别打了报告，表示坚决不同意武汉大学把易中天留校任教。事情到了这一步，双方交涉看来是不会有任何结果了。
我于当年5月底去北京开会，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找教育部学生司李力群处长，请她出面与新疆方面疏通一下。李处长是一位革命老干部，她是已故高岗的夫人，我在教育部当高教司司长时，与她很熟悉。于是，我请她给予帮助。看来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她很为难地说：
“道玉同志，不是我不帮忙，而是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它的困难在于：新疆是支边地区，而且易中天又是定向培养的研究生，。虽然你们留人也有一些道理，但是新疆方面的道理更充分。不过，这个问题要想得到解决，只能找南翔部长作为特例批准，否则谁也不敢拍这个板。”
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于是，我去找蒋南翔部长汇报。南翔部长是一位老教育家，事业心极强，对高教战线上的情况也十分熟悉。我向他汇报说：
“蒋部长，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现在高校人才严重青黄不接，特别是像古典文学、古汉语、古代史这些传统学科，几乎到了后继无人的地步。我校古典文学胡国瑞教授10多年只培养了一个美学研究生，可偏偏是定向生，新疆方面坚决要求他回原单位去，而回去又学非所用，我们急需又留不下来。为此，胡国瑞先生亲自找我，他颇为激动地说，不能杀鸡取卵啦。为这事，我特来向您汇报，请作为特殊情况，允许我们把他留校，以解决美学研究后继无人的问题。”
“你来得正好，我们已收到新疆自治区政府的报告，王恩茂同志还亲自给我打了电话，一致要求将该生分配回新疆，他们的要求也不无道理。但是，现在高校青黄不接的问题也确实严重，不采取措施抢救，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从这一点上说，我又是支持你们的。究竟如何办呢？我们商量一个对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你看这样行吗？”
“谢谢蒋部长的支持。我看是否我们与新疆方面达成一个君子协议，他们同意放弃易中天回新疆，我们今后在毕业生分配时优先考虑新疆所需要的人才。”
“我看这个办法可以，你们向新疆方面作出保证，我们也把你们的意见告诉他们。同时，我们就易中天留校事专门发一个文件，因为这涉及到改变定向培养计划分配的问题。”
就这样，我们与新疆方面妥善地解决了为易中天留校问题的争执。我们也说话算数，从那时开始，我们每年都有多名学生分配到新疆，像经济、哲学、图书馆学、生物等系的毕业生都是他们所需要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当年我们就有5名毕业生分配到新疆，现在新疆自治区党校科研处处长张浩，就是其中之一。
事实证明，易中天的确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他是中文系讲课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1983年，他为本科生开设的《文艺审美心理学》，首开了这一领域的先河。这是一门跨越文学、美学、心理学的边缘学科，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是很难胜任这门新的课程教学的。他的课程是安排在教三楼001教室，它是学校那时最大的教室，可容纳300多人。他开设的这门课，当时吸引许多学生，甚至连华师、华工的学生也赶来听课。为了抢到一个座位，学生们都要提前去排队，去晚了的学生，只能站在走廊上、趴在窗台上听。他开设的选修课，曾轰动一时，有些报纸还专门作了报道。
为什么易中天的课程获得了如此的成功呢？当时，我曾经总结了他的成功经验，并向全校作了介绍。他的成功在于：一是，他讲授的内容新，不同于那些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老式课程，所以学生们爱听；二是，他思维敏捷，口才好。这就像俗话所说的：“一年胳膊、两年腿、十年练就一张嘴”。因此，没有良好的口才，要获得满意的教学效果是困难的，现在许多教师教学的弱项也就在于此。三是，他富有激情，不仅能够调动学生们的兴趣，而且还能够抓住他们的心理，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的疑点、难点在哪里。
当我看到中天所取得的成功，我心里感到无限的快慰，当年为他留校虽然颇费周折，但是我们值得。
1984年，我又任命他为中文系的副系主任，协助系主任王文生教授主管科研、外事、研究生、留学生工作，希望他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天不仅在教学上成就斐然，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是成果累累。继他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出版以后，于1989年与人合作出版了《走出美学迷惘》，1990年又与人合作出版了《艺术教育学》等。
可是，就在他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却产生了离去的思想。我记得，1992年初，他来到我家，那时我已被免除校长4年了，但是我们还是忘年交的朋友。既然是朋友，他对我也就无话不谈。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校长，我已决定离开武大。”
“你准备调到哪里去呢？”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美学研究所。”
中天虽然没有向我说明他为何要离开他的母校，但是个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心想：他肯定是在心情不愉快下才作出这样决定的，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学术职称上压了他，他直到1991年才提副教授，而与他情况相同且成果不如他的人，却提升了教授；二是在学术思想上受到了压抑，因为那时一个思想极左的人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当上了系主任，他对学术思想自由的教师是一概打压的。有鉴于此，对于中天的离开，我是支持的，尽管我为他留校花费了心血。
我对他说：“现在不是有一句叫作‘孔雀东南飞’的口头禅吗？你到厦门大学正是符合这个潮流呀﹗做学问需要有民主、自由的宽松环境，厦门大学不失为上乘之选。况且，那里有专门的美学研究所，这正是你用武之地。”
“校长，能得到你的理解，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去了以后，会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我不会让校长失望的。”
1992年，中天到了厦门大学，担任艺术研究所所长，并很快晋升为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厦门大学后，前几年几乎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并重新思考学术道路问题，最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而不是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
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校长，您一眼就能看出我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那么，中天究竟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呢？依我看，他把美学的概念拓宽了。在一切事物、一切领域、一切学科里都有美。于是，他不是就美学研究美学，而是以独特的思维，从多视角、在多学科领域里进行研究，获得了众多的成果。
1992年，他的美学研究代表作《艺术人类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先后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首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本书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艺术人类学专著，2001年再版，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其实，这本书稿是在武汉大学完成的，但成果却算到了厦门大学的账上，这是颇令人深思的。
令人称奇的是，2000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下子推出了他的四本书，即《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合成为“品读中国”系列。这四本书，横跨四门学科，即《闲话中国人》是文化学著作，《中国的男人与女人》是社会学著作，《读城记》是城市学著作，《品人录》是历史学著作。这些著作自面世以来，深受读者欢迎，一而再地重印，风靡国内外，已有海外版和外文版出版。因此，他被媒体称为美学家、文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和城市学家等。他名至实归，成为读者和媒体最受欢迎的学者，被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等十多家电视台邀请作为嘉宾发表独到的专题讲座。
2001年，他的另一本力作《人的确证----人类学艺术原理》，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他的另一本随笔《书生意气》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的第五本随笔。该书出版后，《中华读书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该书“是眼下不多的学术畅销书之一。该书体现了典型的易氏随笔风格，谈古论今，说东道西，鞭辟入里，如话家常，而又每每道人所未言，常能予人思想的启发。”2004年他的第六本随笔《大话方言》，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而他研究宪政的《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政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则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现在，我们刚刚迈进2005年，他的《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两本书已列入出版的计划，一本是《帝国的终结：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批判》，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另一本是《非典型腐败》，将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
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在美学、文化学等领域里耕耘，而又涉足到宪政问题的研究。多向思维、多种视角、多学科的研究，这正是中天学术研究的最鲜明的特点，这也是他学术成果多产的重要原因。
中天还不到花甲之年，学术事业尚处于黄金时期，其前程未可估量。综观他的成才与治学道路，我们可以从中受到许多启发。他的创作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得益于美学。美是什么？美是物的属性，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是“性格与表情”，是“一种创造力在活的人体中奔腾着……”因此，一切美的艺术作品和研究美学的成果，都是创造出来的，是艺术家们创造灵感的体现。无论是艺术创作或是欣赏美的艺术作品，都必须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和欣赏能力。这就像法国伟大的雕塑家罗丹所说的，何为大师？“常人以为习见的事物，大师能窥见它的美来。”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对美学研究的执著追求使他走上了创造的道路，而创造性的能力又使他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正是他独辟蹊径所走的学术道路。我为中天教授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但未免有一点遗憾，那就是他没有在珞珈山把胡先生的美学研究发扬光大，而是把美学研究的大旗扛到了南国海滨厦门！这虽然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但吾爱莫能助也！
选自刘道玉著《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溪流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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