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力于我何有哉？

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歌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所唱的“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天高皇帝远”的四川人追求的生活状态。不仅农民向往这样的生活，城市里的小商人也希望自给自足、离政府越远越好。

学者秦晖在研究中国关中农民问题的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中指出，中国的城市没有独立的市民文化传统，而是长期处在城乡一体的农民文化氛围中，中国的城市其实是“都市里的村庄”。不过，成都多少算是一个例外，成都的居民，有相当一部分是市民，而非农民。其标志之一是，成都拥有数量众多的茶馆，茶馆是最流行的大众消费场所，并产生了独特的商业和消费文化。成都的茶馆与巴黎的咖啡馆和伦敦的酒馆可相提并论。历史学家王迪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一书中对成都茶馆中的人生百态作了栩栩如生的描述，揭示了茶馆对于这座城市的重要性，“称茶馆为社会和公共生活的灵魂，恐怕并不夸张”。

用作者的话来说，本书既是一本微观史，也是一部叙事史，亦是一部大众文化史。本书的中心是两个基本线索：一个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益加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另一个是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书中最吸引我的部分，是茶馆的经济学、茶馆的政治学，以及作为四川地方主义标志的茶馆与中央集权的国家文化的抗衡。在此意义上，茶馆的数量与自由的多少是成正比的。

作为小商业的茶馆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

这本书的时间跨度从一九零零年延伸到一九五零年，续集是关于后五十年的《社会主义下的公共生活：革命和改良下的成都茶馆》。从一本书变成两本书，是因为王笛在成都档案馆中发现了一笔中外历史学者们从未利用过的宝藏：关于成都茶馆的资料，散布在警察、商会、政府商业管理等档案之中。这些资料提供了大量关于茶馆的信息，包括经营、资金、利润、竞争、价格、征税等。美国历史学家白瑞德(Bradly W. Reed)评论说，正是这些材料的使用，“王笛把我们带入一个中国大城市内部，使我们从来没有如此地接近鲜活实在的日常生活”。

本书从二十世纪揭开第一页的那一天写起。虽然北方闹起拳匪之乱，中央政权一度崩溃，但遥远的四川仍置身事外，风调雨顺，安居乐业。那时的人们也没有世纪更迭的时间概念。一九零零年的成都是一个自治社会，没有警察，甚至没有市政府，社会基本上是由不领工资的地方精英自治管理，所以行政管理成本非常之低，自然不用收很多税来维持政府的运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小政府、大社会”。这是成都的茶馆欣欣向荣的社会背景。

在抗战军兴、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大量东部的工业迁到四川之前，成都平原受工业化文明的冲击相当有限。小商业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成都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茶馆即为其中之一。没有任何其他店铺能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作者统计，整个晚清民国时期，成都有五百到八百家茶馆，数量上超过同期其他任何中国城市。在三十年代，茶馆大约给六万人提供了生计，这些数字还显示茶馆在城市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茶馆是成都最重要的商业之一，带动了其他行业，如餐馆、理发、小商小贩等。

成都有一句民谣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这个说法并不夸张，王笛通过对当时税务资料的研究，估算出成都每天有十到十四万人到茶馆喝茶。一九四一年，茶馆雇佣人数在成都的工商各业中排名第五。

当时即有观察家估计，成都每十家店铺就有一家是茶馆。一九三五年，成都六千多家小商铺，餐馆两千多家，食品店九百多家，茶馆近六百家，名列第三。所以，王笛得出结论说：“茶馆作为一个行业是坚韧的，尽管经历了战争、政治动乱、经济危机、社会演化，但是许多茶馆仍然生存了数十年。”从中也可以看出，军阀割据时代的四川，成都的商业及居民的日常生活，大致保持平稳，并没有后来想像的那么糟糕。真正糟糕的是“大饥荒”及“文革”，“文革”时期的“武斗”亦远比军阀之间“表演性”的战争更加惨烈。经营茶馆的是小业主，到茶馆喝茶的、有闲暇和自由时间的茶客亦多半是某种程度上的自由职业者。成都的居民，自由职业者比例极高，政府公务员或从事跟政府有关的工作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帝力于我何有哉”是他们的心声。这跟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自传中的陈述很相似。撒切尔夫人说，她首先是从父亲经营的杂货店中而不是书本上接受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每一个杂货店店主都希望自己是主人，而拒绝政府当他们的主人。有了这段经历，当后来撒切尔夫人读到哈耶克的著作时，才会“心有戚戚焉”。由此，撒切尔夫人用私有化之“猛药”医治“英国病”，不惜自我削权，终于打造出“最小的”也是“最好的”新政府。与之背道而驰，奉行计划经济的中共政权在五十年代之后逐步清除了大部分成都的茶馆，成都茶馆小老板的后人中也未能涌现出一个撒切尔夫人似的人物来。不过，部分恢复市场经济的四川人邓小平，少年时代家境优渥，爱泡茶馆，是不是也从茶馆文化中受到启发，不再坚持毛泽东“全盘公有制”的异想天开，而是半推半就地将当小业主的权利还给了人民？

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与民间司法救济和言论自由

人是群居的动物，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体现自身的价值。所以，公共空间的拓展一定与民主进程密切相关，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交往理性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为争人民主权和人权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最终积淀在了民主法治国家的结构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机制之中。”王笛在论述成都茶馆时，也采纳了哈贝马斯的理论视野。

在成都，茶馆具有多种功能，它是城市市民寻求休闲和娱乐的场地、商人做买卖的交易所、小商小贩买商品的市场、自由劳动力寻找工作的职业介绍所、社会集团和组织聚会的中心。茶馆与附近居民、社会团体、组织等发展了相互依赖的关系，提供其他设施所不能提供的服务。茶馆是一个公共空间，人们在那里有被接纳的感觉。如果我们使用关于政治的中性的定义----政治是公共管理和权力分配，那么任何一处公共空间都有政治意涵，茶馆自不例外，所以王笛特别强调说：“政治的变化总是即时地反映在茶馆中，茶馆成为国家和地方政治演变的一个风向标。”茶馆虽小，一粒沙中亦可见世界。本书分析成都茶馆的政治意义，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在成都平原，长期以来形成了“茶馆讲理”的习俗。遇到事端，居民大多喜欢选择“茶馆讲理”，请在地方上有声誉的人士来仲裁，并由理亏的一方支付茶钱，而不是到地方衙门告状，这一情况不仅表明人们不信任国家权力，而且也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扩张。王笛认为，“茶馆讲理”这个实践显示了市民相对自治状态，他们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甚至有人说，茶馆是“最民主的民众法庭”。“茶馆讲理”的习俗证明了“在中国非官方力量始终存在，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在社会基层被分化。”

因此，官方的反应是，将“茶馆讲理”妖魔化为“陈规陋习”，制订法令加以禁止，并在媒体上大肆渲染“茶馆讲理”的一些失败案例。

但是，长期禁而不止，说明尽管这种调解的力量脆弱，却又有韧性和社会的深厚土壤。若从正面来看待，表明“人们把公平、正义和自己的命运尽量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是自己认可的人手中”。政府对“茶馆讲理”的习俗的反对，说明国家权力竭力深入社会基层，其目的是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然而，从实际结果看，国家不但不能填补社会自治被国家削弱后留下的真空，而且这种真空的日益扩大反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与其初衷相违背的。

其次，王笛也发现，成都的茶馆也是一处彰显言论自由的公共空间。“茶馆充满着政治，从阶级冲突、对社会现状的批评，到对国家政策的讨论，以及政府为控制人们思想而进行的宣传，可以说茶馆见证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老舍的戏剧《茶馆》展现了北京的茶馆的风貌，由于京畿重地政府权力无处不在，茶馆里不得不挂上“莫谈国事”的牌子；而对于成都的茶馆来说，由于与权力当局相对疏离，茶客在言论上没有那么多禁忌，而且成都人关心的基本都是本地事务，对中央的事情并无太大兴趣，所以茶馆中的人们享有相对更大的言论自由。抗战时期，大量外省大学迁入，由于临时恢复的学校条件有限，学生遂将茶馆当作自习室，在茶馆中学习和休闲。不仅成都、重庆是如此，昆明、贵阳等大后方的城市也是如此。对政治有着比普通市民更为强烈的兴趣的学生与茶馆这个公共个空间的互动，以及学潮与茶馆之关系，也就成为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可惜此书对此着墨不多。

作为地方传统的茶馆对大一统的现代国家建构的抵抗

《茶馆》一书，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是“国家是怎样深入和干涉人们多日常生活的”。抗战之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中央政令始得贯彻到成都。茶馆也受到影响。比如，一九四一年，当局命令各茶馆悬挂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领袖画像，设置讲台，配备黑板、国民党党旗、国旗等。

作者在这里所指的国家，是政府的意义上的国家，又是中央和全国意义上的国家。因此，所谓国家文化，也就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动的；第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当局对茶馆施加的一系列命令，都是其推广国家文化的努力的一部分。

中央的立场是“大国寡民”，民生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一定要大，政府一定要集权；而地方的立场则是“小国强民”，北京与成都有何干系？我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需要外人来干涉。由于地理位置处于帝国的边缘，自古以来四川人就有分离和独立的倾向，在文化上也自成个体系。在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本土意识与中央集权的冲突，也就在此不断上演。

国家政权深入社会底层的努力，是从晚清开始的，民国时期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的失败，新政权的建立，使国家机器的强化达到顶峰，这是二十世纪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过程。与之同步，地方文化对试图改变它的外部力量的抵制是非常明显的。在强大的西化诸如文明、爱国等文化话语的影响之下，那些主张保持地方文化独特性的人之声音被淹没。然而，地方文化及其生活方式仍然保持潜在的活力，虽然成都无法阻止现代化同一性的冲击，但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茶馆的数量始终保持在相当的水准上，就是一个例证。但是，不幸的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没有选择联邦或邦联体制，深得四川民心的联省自治的倡导如昙花一现、无疾而终。中国最终选择了越来越集权乃至极权的道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之后，地方主义(包括茶馆凝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都成为新政权打击的对象。最终的结果是：“现代化的过程使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的地方趋于国家文化的同一性。

……现代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步调一致，但比任何时候都缺乏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由此形成的巨无霸式的国家，反倒成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大的戕害者，正像王笛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国家有着无法挑战的绝对权威，那是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的。当国家的利益取代公民的利益，那么国家无非成了剥夺公民利益的工具。”这里，国家的概念被统治者偷换了。人民热爱和支持的是民族意义上的国家(nation)，而不是政府意义上的国家(state)。王笛借用美国的例子一针见血就把问题说清楚了：作为民族的国家和作为政府的国家的强弱经常是成反比的，例如美国作为民族国家是最强大的，但作为国家机器是相对很弱的，因为国家的权力被“强民”(或社会)所分化，特别是公民手握有选票这个民主制度最强大的武器，而只有“民强”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茶馆未能抵抗极权政府的出现这一现代中国的历史逆流。因为，在成都，在茶馆之外并未发展出其他与之互为支援和呼应的公共空间和社会力量。而在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父亲，不仅是杂货店老板，还是当地教会长老。教会、私立学校、商会、协会等，都成为抵抗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力量。这就是中国与西方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文革”结束之后，茶馆文化迅速在成都复兴，成都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再度成为一个由小商铺业主支撑的城市。这些细节，估计王笛会在他的第二本关于成都茶馆的书中写到。不过，在二零零零年之后，茶馆又开始扮演更为重要的公共空间的角色：当家庭教会及其他民间社团受到政府打压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到茶馆里聚集。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跟未来有关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