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最近成为公众焦点，一边是支持者们的力挺，一边是反对者激烈的声讨追杀。人们常说环境能影响一个人，记者为您带来茅于轼自述家族史。
当我回顾一生的经历时，大多数岁月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印象，只有一些零星片断倒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这些片断既有决定我人生命运的大事情，也有无关紧要的小事。这确实是人类记忆之谜，它是如何选择信息，在大脑中长期地载录下来。但这是心理学家的研究课题。
我曾说，希望再有机会活60年，以弥补过去被耽搁了的岁月。这说明了我对生活是满意的，是乐观的。虽然过去的岁月多半是挫折和沮丧，但改革开放之后形势已经逆转。而且即使在最悲惨的年代里，生活中仍旧有幸福的一面。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6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我们4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2008年因老年痴呆和忧郁症去世），老四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
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是中国的桥梁专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大伯父叫茅以南，20世纪50年代初就因食道癌去世了。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大部分时间在铁路和公路供职。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大房有8个，二房有7个，再加我们这房4个。这19个叔伯兄弟中出了3个右派，比例是远高于别的家属。这跟茅家的自由思想有关。我还有一位姑妈，叫茅以纯，讼业于金陵女大，学钢琴。她很不幸，在1939年因伤寒去世，终年36岁，她的丈夫叫戴般若，生了两个儿子。戴般若很有才，智商高而情商低，潦倒一生，于1969年2月“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终年68岁。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着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他死得很早，只活了60多岁，我很小时候得知他去世，那时候我们在杭州。爸爸特地去南京奔丧。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鼓励我写好字。每天要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给我一个铜板。我今天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她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去世，终年70。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虽然家境贫困，但是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3个儿子都是留学生，女儿是大学毕业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她大部分时间和茅以升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舒坦。
我爸爸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他原在唐山交大，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最后走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回到南京老家，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本来应该很赚钱，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公私业务繁忙，对修车的需求很强。但是国民党官僚倚仗权势，强买强卖，没有保护伞做不成生意。开的修车铺不但没赚上钱，反而被抓去坐牢。后来他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那时候茅以升正在杭州修建钱塘江大桥。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他主持浙赣、粤汉、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去日本购买机车，去美国引进“二战”的战后铁路物资。
开办柳江机厂。他的工作作风是勤劳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1950年广州解放后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正局长都是党员干部）。这是他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但是他得不到信任，有职无权。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满腔热情，但是没有可能做成什么事。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更谈不上做事了。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享受。我爸爸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参与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前铁路的机车车辆都是外国进口的，各个国家的都有。各国的标准不同，车辆就无法连接。比如车钩的高度不同，常常发生列车分离的事故。制动风管的连接十分困难，检修零件因侮准不同，不能统一备制。标准化的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几十年。他在工作作风方面，廉洁奉公，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人富有同情心。这些特点在茅家多多少少是普遍的，也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
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陈章觉得我爸人不错，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陈家也是苏州名门。我的外祖父陈希濂（舲诗）是光绪时的进士，我在周庄的博物馆中看到过外祖父得进士的报喜照片。陈章教了一辈子书，新中国成立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做南工大教授。大舅舅陈霆锐学法律，也是美国留学生，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相当于人大代表）。这就是我的母系状况。
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她机智幽默，爱护子女。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十分融洽。我们刚结婚时，我妈每次出门访亲都要我爱人陪同。大概有点得意显比的意思，带一个极漂亮的儿媳，自己脸上有光。我妈晚年听力视力都出问题，近乎又聋又瞎，和外界的沟通非常困难，只有我爱人能够跟她沟通。我妈是无疾而终，最后死在医院里。当时我爱人给她梳头，忽然就不行了。
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都有留学生的背景（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崇信科学。我们家不拜祖宗，不看风水，不信教，但是也不反对别人信教。我们家里书特别多，其中外文书也多。有一本One Hundredand One Best Songs是我最喜欢的音乐书，我会唱其中的每一首歌。我看五线谱是自学的。后来学小提琴，更是离不开五线谱。我儿子也喜欢音乐，我的孙女儿茅尚彬能弹一手好钢琴，在学校比赛时经常得奖。童年
我母亲家在苏州，嫁到我父亲家，那是在南京。起先和祖父母住在一起，那是一个大家庭，有大伯伯一家，当时二伯伯茅以升在杭州建钱塘江大桥。我妈吃不惯南京的伙食，正好我爸开汽车修理厂失败，杭州铁路又需要人，在我满月的时候就搬去了杭州，在杭州一住就是6年，我在杭州上了小学，但是只读了不到一年就因我爸工作的调动离开杭州。
在杭州时我们住在竹园棚，离街道不远的一座两层楼。上街要走大约10分钟，经过一段荒凉的野地。夏天时路上有许多蛇。竹园棚里有一个小池塘。有一次二弟茅于杭跌入池塘，我用一根竹竿救他把他拉起来。其实那个池塘并不深，大概淹不死人。
同在杭州的不光有茅以升一家，还有我姨妈。
她的女儿王咏仙是著名的美人。那时候刚刚留学回国的金庆章（也是学机械的）拼命追王咏仙。为了追她，送了我不少东西，有小西装、玩具。最后他们终成眷属，是我爸爸、妈妈做的媒。抗战时金庆章坚守浙赣铁路，日本人到不了的地方一直保持运营通车，因此建立了功勋。战后当了浙赣铁路局的局长。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他是大地主出身，不断挨整，被调到唐山铁道学院教书，后来又调去兰州铁道学院。
最巧的是1966年我家被抄家时王咏仙为了躲避运动从兰州来北京，住在我家。她的东西一起被抄。后来经过交涉她的东西发回给她了。更巧的是兰州铁道学院的党委书记钱心，是我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金庆章的反革命分子定性就是钱心给定的。后来钱心因患脑瘤，50多岁就死了。他是我们同班同学中死得最早的一个。整人的人死了，挨整的倒还活着。金庆章“文化大革命”后平反，补了一大笔钱，他活到90多岁。
在杭州我爸上班地方很远，在钱塘江的对岸，也就是萧山。每天上班先骑车到江边，再摆渡去萧山。晚上回家往往天都黑了。有时候天气不好，刮风下雨，钱塘江摆渡很不安全。我们全家担惊受怕。一直到1937年钱塘江大桥建成，过江才变得安全。但那时我们家已经离开杭州去了长沙。大桥建成不过3个月就因日军来到，主动炸毁了。我爸在杭州的几年中还去过一趟日本，购买日本的机车。照规矩买机车的人可以得一笔佣金。但是我爸把佣金全部购买了更多的配迹他回国时给我带来一些日本玩具，我还有点印象。我妈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她聪明好学，中英文都很好。她在家里排行最小，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是外祖父的偏房所生。我父母都是有知识的人，可是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读书。那时候认为子女的教育完全是学校的事，父母是不操心的。这和现在的想法非常不同。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我爸带我坐长江船，在船上教我写阿拉伯数字，要写得端正漂亮，我至今受益。我家一共给我请过两次家庭教师，每次都不过一两个月。我记得第二个老师姓潘，他教我读《古文观止》，读的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秋声赋》。但是我更喜欢韩愈的文章，他的文章富有逻辑性。可是韩愈也不是逻辑完全严密的，我对他的关于千里马的文章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只要有了伯乐，找千里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他没有说到哪儿去找伯乐。他不过是把找千里马的难题偷换成了找伯乐的问题。而且我又从中推出更一般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从杭州出来我爸爸先带我去了衡阳，我在那儿的小学上学。爸爸在粤汉铁路机务处工作。因为他刚栈阿，得罪了官商勾结的一帮人。这帮人利用黑社会雇了流氓打手殴打我爸。显然我在那儿很不安全。于是他把我带去苏州、南京等地上学。到1936年爸爸在长沙有了稳定的工作，我们全家才搬去长沙。我的祖母跟我们住在一起。她督促我练大字。那时候是我们家生活最好的时候，家里有两个保姆。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开始，我家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直到抗战胜利。
我的头一个学校是杭州狮虎桥小学。那时候我只有5岁多，不会上厕所，要隔壁的姐姐照顾。别的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次我犯了错误被校长叫上讲台受训。我不服气，用小脚踩校长的鞋子以解气。校长倒也没有认真，哈哈一笑了之。后来父亲的工作调动，我就去了苏州、南京、衡阳等地上学。后来由于抗战，我们跟随父亲的工作辗转大后方，从长沙到桂林，到上海，又回柳州，在桂林、全州等地上学，后来到了重庆，最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是1946级的校友。总体来看这12年的中小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其中小学6个，中学7个。
我在学校的成绩很一般，都是勉强及格，但是我对课外读物有兴趣。在小学四年级时就看科学杂志，因为好奇心，记得最早看的是关于性方面的文章。初中我上的是桂林汉民中学。家是在柳州，要坐一夜的火车去上学，除了暑假寒假平时不能回家。那时候我11岁就离家住校。记得离家上火车时非常依依不舍，到了学校天天想家。我妈也非常不舍得，写信给我，说梦见我晚上睡觉没盖好被子。我接到这封信，恨不得马上投入妈妈的怀抱里。11岁的孩子的确不会生活，不知道洗澡，不知道换衣服，几个月下来身上长了虱子，我还以为是树上掉下来的虫子。最可怕的是我不懂得下水的危险性。有一次差一点盲目下水，如果下水，很可能会溺水身亡。那时候我们同班一个**学就是溺水死的。学校组织人打捞尸首，晚上点了汽油灯通宵寻找。
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和几个同学谈天文学的问题，这几位同学都是科学家的孩子。我上的这些学校都算不错，老师都还可以。但是因为频繁转学，学习很受影响。我开始对学习感兴趣是在中学三四年级。但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是在南开中学的最后一年。首先是数学老师特别好，他叫伉铁建，大家叫他伉老叮他教解析几何条理非常清常上课听讲，下课做作业，就完全明白了。考试就不害怕了。在南开我喜欢了音乐、体育，培养了我一生的好习惯。
我受的家庭教育有没有使我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最近我得出结论，确实有所不同。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其实大多数人也会跟我一样，在传送道上往前走，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有别人挡道）就停下来了，而我却偏偏要绕道往前走。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比如，我们3点45分就上了飞机，要飞3个小时。可是起飞不久，4点多钟就开饭，乘务员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要再等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
我的这些不同，来源于我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我从小就有，也许是我与众不同的根源。1950年我们刚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时，每天下班后要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最不愿意政治学习。每到下了班开始政治学习时，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而我则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够好意思反对而已。不怕与众不同，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既因此而吃了很大的亏，也因此有巨大的得益。我认识几位大学教授，他们的水平都比我高，但是怕与众不同，学术上没有太大的成就，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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