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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背后的猫腻

长沙左派群众驱茅成功让红歌网充满乐观情绪,仿佛已经打完三大战役,就等着享受土地改革的成果了。我看到的却只有危险,越来越近的危险,明显的,茅于轼的长沙行,是一次有针对性的火力试探,他要试探的,不仅仅是左派反映的激烈程度,更重要的是要他要借此了解中共党内和地方政府哪些人会做出哪些反映。尽管迫于人民的压力,他的活动最终转入地下,但实事求是的讲,他成功了,首鼠两端的湖南和长沙当局瞒天过海,帮助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有消息称,辽宁省委5月2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凡是参加茅于轼演讲会的处级以上干部立即调离原工作岗位,到党校学习并接受审查,此事件定性为有预谋的反党活动。而湖南方面至今未见有什么举动,既没有公布茅于轼演讲会的内容,也没公布参见茅于轼演讲会的那些人具体来自哪些方面,有没有中共党员,有没有政府官员。更关键的一点,是湖南方面对茅于轼演讲会的性质至今没有做任何说明,这难道还不够耐人寻味吗?据说,茅于轼的下站是武汉,武汉之后是上海……

茅于轼在干什么?如果就是普普通通的演讲,凭他在官、学、商三界的影响力,84岁高龄的他,至于不顾鞍马劳顿四处串联吗,他完全可以在微博上发个通知,把崇拜他的哪些人聚集到一起,或者在北大选个会议室,或者在中国政法大学选个会议室,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岂不既省钱又省时省力吗。可事实却完全相反,这位能把经济账算到骨子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突然一反常态的抛弃了他一贯遵循的市场经济规律,不顾成本的大搞小规模的飞行集会,忽北忽南、忽西忽东,背后没有猫腻鬼才会信。

分析来分析去,茅于轼这一连串反常的行为,只能说明他在筹划某种秘密行动。有网友怀疑茅于轼是要组党,此说未免缺少见识,因为事实上,茅于轼早就完成了组党结社的工作,天则经济研究所是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成员就是这个组织的高层领导干部。去年曾有人在记者透漏,天则研究所实际上就是影子内阁,若茉莉花革命成功,这些人马上就会熟练的进入各种角色,诸如部长、委员会主任、协会主席等,甚至包括各省首长的人选都已经安排妥当。

如果此人的话当真,那么茅于轼和他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所欠缺的,无非是一个机会和具体的行动。千万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如果你稍有分析能力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社会简直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社会的翻版,从党的各级组织到各级政府内部,重要的甚至是属于核心和要害的权力部门和权力岗位,差不多都被西方代理人把持着,尽管这一段时间里紧忙慢忙的换了一些,但相对于基数庞大的代理人群体,换掉这几个人不过是九牛一毛,更多的人依然还处在重要的权力部门和权力岗位。尤其是天则经济研究所那一大堆人员,就像一张巨网,牢牢控制着中国社会。

1956年10月23日,被西方资本主义成功洗脑的布达佩斯大学生,呼喊着“俄国佬滚出去”、“把拉科西投入多瑙河”、“我们要纳吉”等口号冲上大街,除内正部长中午通过电台表反对外,匈牙利党中央、匈牙利各级政府、匈牙利军队、匈牙利警方官员均坐视事态发展缄口不言,至下午三点游行队伍的规模已超过20万。事实上这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颜色革命,无论是游行的学生,还是那些作壁上观的官员,都非常清楚这个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推翻匈牙利现政权,改变匈牙利的政治体制。

所以会出现这个结果,匈牙利机械照搬苏联模式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匈牙利党内以纳吉为代表的右倾势力,长期以来一直不断地纵容匈牙利社会亲西方势力的反共反苏言论,甚至坐视不理亲西方势力向党、政府、军队和警察队伍内部的渗透,这不但助长了亲西方势力的嚣张气焰,同时也让他们越来越多的攫取到党政军的各项权力。这次暴乱平息后,KGB和匈牙利内政部的调查显示,匈牙利党政军的中高层有大量人员,其实就是这次暴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支持者。

实际上纳吉本人就是匈牙利社会亲西方势力的总代表,自1953年7月就任匈牙利政府总理开始,纳吉就公开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施政纲领中提出实行多党制,退出华沙条约,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等条款,因此遭到撤职和一度开除党籍的处分。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纳吉重新就任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后,公开要求苏联立即撤军,匈牙利政府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并请求联合国干预。完全有理由这样说,若没有纳吉,就绝不会有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事件的悲剧完全是纳吉一手造成的。

匈牙利事件跟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第一、波兹南事件是波兰政府出动军队平息的,而匈牙利事件是苏联出兵平息的,匈牙利军队和多数警察部队从始至终不作为。第二、波兹南事件规模很小,事件刚一发生军队和警察部队就赶到了。而匈牙利事件其实是暴乱,持续时间长,规模巨大,西方特情人员大量卷入其中,与匈牙利内部反共势力配合,野蛮屠杀共产党员和热爱社会主义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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