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颗巨星陨落，深受中共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与世长辞。9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布的讣告和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同日，全国各大报纸头版整版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向国内外广播，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等处下半旗志哀。
中共中央于当日在人民大会堂成立了治丧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副主任郭玉峰。办公室下设：秘书组、宣传组、干部群众吊唁组、外事组、警卫组、总务组。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北京市委秘书长周家鼎、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宇光三人负责吊唁组的工作。这个组从中直机关、军委办公厅和北京市委抽调了王金耀、张家显、耿福东、傅学正、王成恩、党自成等十几位同志，具体办理和落实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吊唁活动以及追悼会中的干部群众队伍的组织工作。
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四人帮”把周恩来看作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一次又一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去世，他们极力压低治丧规格：遗体告别人数限2万人，时间2天，地点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吊唁3天，人数限4万人，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追悼会5000人，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当时的工作人员感到规格低，议论纷纷，特别对遗体告别的时间和地点有意见，北京医院的太平间原来是医院的一个车库，又小又窄，院子也很小，车辆进出要经过一个狭窄的小胡同，很不方便，不便举行大型活动。工作人员建议把告别时间由2天改为5天，让更多的人瞻仰周恩来的遗容，地点设在中山公园中山堂或中南海紫光阁。但是这些建议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并且被告知，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不准再提意见。经过一天的准备，于1月10日、11日两天组织向总理遗体的告别活动。告别厅庄严肃穆，厅内摆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全国政协的花圈。北京医院马大夫整容技术高超，整容后的总理好像熟睡一样，面目慈祥平静，安卧在以君子兰、马蹄莲为主的鲜花丛中。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遗体下方放着邓颖超送的花圈。花圈缎带上款写“悼念恩来战友”，下款写“小超哀献”。以邓颖超名义送的鲜花花圈，是广州花卉工人在治丧期间用飞机送来的。这些花圈每天一个，不重样，以表示对人民总理的哀悼和怀念。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与邓颖超一起轮流守灵。在京的中央委员，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副部长，军委系统在京13个大单位的高级将领，北京市委负责人和直属机构负责人，由秘书组发讣告、车证。每天1万人，干部群众队伍的分配为：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各3000人，军委系统、北京市各2000人，排队进入告别厅。
10日上午9时，告别仪式开始。在哀乐声中，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党中央、国务院各部的部长，军队的将军，都万分悲痛。特别是朱德委员长，他与周恩来有50多年的战斗情谊，1922年在法国是由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当日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就不停的流泪。此时，他心情沉重，步履缓慢，久久望着亲爱的战友不肯离去。最后，他临走前举手向总理遗体致一庄严的军礼。郭沫若老人失声痛哭，回去挥笔写了一首怀念周恩来的诗：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威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杰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理。
蔡畅与邓颖超紧紧拥抱泣不成声。特别是“文革”中受总理关照、保护，得到解放出来的老干部、老革命，对总理更有无限的深情。他们进到告别厅，顿足捶胸、千呼万唤地喊着：“总理啊，总理！您不能走啊！”有的抑制不住嚎陶大哭，有的想扑向总理，这种悲痛的场面感人至深。10日上午计划安排的人数是5000人，实际来了七八千人。因为来告别的首长车证不收回，一辆车重复来几次，几百辆车多来了上千人。各单位来的人都比分配的人数多。经粗略计算，一路纵队进入，每分钟进入30人左右，每小时近2000人，3个半小时7000人，只多不少。下午2时开始，5时30分结束，人数与上午相当，全天约有1.5万人，大大超出了规定人数。
北京医院东大门正对着东单公园。公园内人很多，下午开始向医院东大门外聚集。下午告别结束时，东门外已经是黑压压一片，有千人之多，不断听到有人哭泣。人们多么渴望进入医院看总理一眼啊！工作小组领导知道这一情况后，经过研究，决定派人去做工作。据工作小组成员傅学正回忆：
胡炜副总长大声喊我的名字：“傅学正在哪里？”
我答：“到！”
他说：“你到医院东门外做工作，动员聚集的人散去。”
我说：“我可以去做工作，但我该怎么说？请领导给我个原则。”
郭玉峰沉默片刻：“你就说今天告别结束了，遗体已回太平间。向遗体告别的活动是由内部组织的。”
我奉命带着小组的几个人到了医院东门口。有人给我找来凳子，我站上去看到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大声说：
“请大家静一下，我们是周总理治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现奉命宣布如下：1.今天的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活动已经结束，遗体已回太平间；2.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活动是由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驻京部队、北京市委4个系统内部组织的。明天还有一天。如果你要求参加，请回去向你所在的系统领导提出；3.现在天色已晚，请大家尽快散去，不要在此停留，以免影响交通。谢谢大家的合作！”
人群是通情达理的，在我讲话约20分钟后，人们含着热泪慢慢地离开了。同时，又出现一个新情况：有的省、市、自治区听到广播后，有少数人乘飞机或火车赶来北京，迫切要求参加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苦苦地哀求最后见总理一面。迫切的心情、感人的语言使工作人员无法拒绝。如果同意又怕引起北京当地居民仿效。经研究，对外地来京吊唁总理的人，由北京市负责安排食宿，并叮嘱他们不要外出走动，听候通知。既不说同意，又不说不同意。在第二天告别仪式结束前，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们非常满意和感激。
毛泽东为周恩来的逝世失声痛哭
在两天的告别仪式中，人们的心中都想着一个问题：毛主席什么时候来向总理遗体告别呀？
大约上午10点30分，从告别厅后门进来一位身穿黑衣、头戴黑帽的人，仔细一看是江青来了。她既不脱帽，也不按常规告别，只是围着总理的遗体转了一圈就出去了。人们对江青的表现感到十分厌恶。她的到来似乎就告诉国人毛泽东不来了。那时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的情况，只觉得心中不悦。
当时人们会有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周恩来一生十分崇敬毛主席，紧跟毛主席，是几十年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毛主席能去看普通一兵的张思德，怎么不来看一眼治国安邦的国家栋梁啊？
20多年之后，从《毛泽东传》记载的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回忆中得知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当时重病卧床，说不了话，两条腿已经不能走路了。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便没有安排毛参加周恩来的治丧活动。
秘书张玉凤问毛泽东：“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
这一问，毛泽东非常伤感，用手略微拍拍他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说：“我也是走不动了！”
8日下午，工作人员流着泪给毛泽东读中央政治局送来的《讣告》清样：“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毛泽东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不一会儿从他的眼里溢出两行泪水。14日，工作人员向毛泽东读由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宣读的悼词，高度评价了周恩来一生对党、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的丰功伟绩、伟大思想和崇高品质，字里行间充满着深情。这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少有的感情流露。
根据安排，11日下午4点30分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结束，遗体将送八宝山火化。秘书组、总务组的工作人员陪着邓颖超进来了，八宝山来的工人和棺木也运来了、各组的负责人陪着邓颖超一起向遗体行三鞠躬礼后，遗体入棺。这时邓颖超站在水晶棺前不走，感情极为悲痛，想多看几眼周恩来的遗容，这是60多年的老战友、老夫妻生死离别之时啊！
这时，告别厅内有些乱了，总理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人民大会堂为总理服务的人员，约有上百人哭着、喊着拥上来，都争着再看总理一眼。
摄像、录音的记者们也争抢着拍录盖棺的镜头。一个身材矮小的女记者肩上扛着十几斤重的摄像机，情急之下，一纵身跳到了靠墙的暖气上。当时人们围着棺木不走，劝他们离开没人听，又怕挤倒邓颖超。工作人员拉起手，逼着人们一步一步往后退，八宝山的工作人员才将棺木抬上灵车。当灵车缓缓地开动时，厅内哭声震耳欲聋！
灵车开走了，人们散去了。
十里长街送总理
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使神州大地笼罩在极度悲伤的气氛里。目击这种情形的外国记者报道说：“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
11日下午，当人们知道周恩来的遗体要去八宝山火化的消息时，上百万人冒着严寒聚集在东西长安街去八宝山的道路两旁。每个人都戴着自制的黑纱和白花，泪流满面的默默站立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最后送别自己的总理。真是：“少壮扶老弱，街市倚残瘫。万民敬肃哀泣，不知北风寒！”下午5时，灵车由北京医院开出，经王府井大街南口左转进入长安街。这时哀乐低回，人们深深地向总理的灵车鞠躬，有的人高喊：“周总理您走好！”送灵的车队有百辆，一字排开有几公里长，像一条长龙缓缓地行进。
灵车到八宝山公墓时天色已黑。遗体火化前在小礼堂举行了简单的送别仪式。先由治丧办各组负责人一起向总理遗体行三鞠躬礼，再由礼兵抬棺至火化炉前，最后由火化工将总理遗体入炉火化。火化、冷却、装好骨灰盒需三四个小时。
大约在晚上11点，才取回骨灰盒，护送至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灵堂。
先前，邓颖超对火化提出要求：“骨灰要完整、安全。”“完整”，是指骨灰要全部完整地放在一个骨灰袋内，不要分装几份。“安全”，是指火化前要把火化炉清扫干净，不要把别人的骨灰或不适当的东西混进来；火化后也要把火化炉清扫干净，不要把总理的骨灰遗留在炉内。为达到邓颖超的要求，八宝山的火化工人在单炉的基础上连夜新建了一个专为火化周恩来遗体的火化炉，连所有火化用具都是新制作的。这些火化用具至今还保留着。
三天的吊唁活动
吊唁大厅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内，庄严肃穆。太庙门口上方大字横幅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内厅正中上方悬挂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遗像下方桌子上安放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骨灰盒下方放着邓颖超送的鲜花花圈。两侧站立着持枪的礼兵，摆放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中央军委、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100多位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人民团体、北京市送的花圈，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首脑和政府，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大使、大使馆、国外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北京的外宾、专家、留学生和实习生也送了花圈，约有1000多个，从大厅内西侧依次向外摆，一直到太庙大平台上以及几层台阶上，非常壮观。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要来京吊唁，中央没有同意。金日成派专机送来一个用翠竹制作的非常别致的花圈，放在大厅外一个显眼的地方。治丧办公室原来提出的吊唁方案是5天时间、6万人。由于“四人帮”的反对，压缩为3天时间、4万人。太庙院子纵深很长，一路纵队进入显得稀稀拉拉太单薄，两路纵队进入则庄严一些。如果按4万人分配，每天1.3万多人，半天六七千人，两路纵队进入个把小时就结束了。经我们小组领导研究决定，按治丧办原来提的6万人办，每天按2万人安排，加上外宾、首长们吊唁，尽量每天上午维持3个小时。
l月12日上午8点30分，吊唁活动正式开始，先由部长们守灵。9时以后因有外宾，由邓颖超大姐守灵。吊唁者分两路纵队进入，秩序井然。人们进入大厅看到周恩来遗像就泣不成声，有不少人失声痛哭。9点30分以后，外宾来吊唁的人增多。他们也是行三鞠躬礼，然后走到遗像前与守灵的邓颖超握手表示慰问和哀悼。
13、14日的吊唁和12日大体相同。14日下午吊唁结束后，去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安设灵堂，为追悼大会作准备。各组负责人、工作人员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由邓颖超亲棒骨灰盒。她转过身来，面对在场的工作人员，满怀感激的心情说：“几天来大家都很辛苦，我和恩来感谢大家！”并深鞠一躬。工作人员被感动得齐声痛哭！然后大家簇拥着邓颖超走出太庙，三天吊唁活动结束。
北京各界五千人为周恩来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为周恩来举行追悼大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由谁致悼词。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反对悼词中对周恩来的公正评价，图谋失败后他们又极力反对由邓小平为总理致悼词。江青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自己说他不行。张春桥也感到王洪文不够格，提出请叶剑英致悼词。叶剑英在会上很生气地说：“给总理致悼词，应该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邓小平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别人都不合适。我提议由小平同志为总理致悼词！”叶剑英的意见受到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成员的支持，赞成由邓小平给总理致悼词。追悼会的灵堂设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灵堂坐南朝北，肃穆庄重。灵堂上方的大字横幅为“沉痛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中间悬挂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下方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以毛泽东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的委员，邓颖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以及其他方面的单位和个人敬献了花圈。花圈摆满了北大厅四周。
对参加追悼会的5000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的要求是：15日下午2点30分前由大会堂东门进入，在东大厅等候；约在2点45分，由小组工作人员将各口的干部群众队伍带入北大厅内预定的位置。
追悼会准时于下午3时在哀乐声中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1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人人含悲饮泣，个个泪眼面视周恩来遗像和骨灰盒。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表情严肃，面带哀伤，以低沉而悲痛的声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悼词。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话时，他的声音颤抖，眼含泪水。这时，整个大厅响起一片哭泣声。
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极力压低周恩来的治丧规格。他们利用当时掌管的宣传工具，不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消息，不发对周恩来功绩的评论文章。定了不得不发的文章，也只放在报纸最后的版面。他们百般阻挠和竭力压制全国人民自发举行的各种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激起了国人更加强烈的不满。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当天，上海市广大工人不顾“四人帮”的禁令，拉响停泊在各港口码头船只的汽笛。听到汽笛声，行人止步、车辆停驶，人们自动地肃立街头，向周恩来默默志哀。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福州、黄埔、湛江等港口码头的中外船只也纷纷拉响汽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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