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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频发 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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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5月8日,因北京警方认定一起女子死亡案件为自杀,死者家属和同乡集中北京抗议示威,随后成为一起数千人聚集的群体性事件。事实上,5月以来云南昆明、上海、四川成都、广东深圳、江西弋阳等地也发生多起不同原因和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同一时期,原中共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公开发表文章《中国会发生革命吗?》,对中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进行深入探讨。一时间,有关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会否引起更高程度的社会不稳定结果,甚至是导致某种形式的革命的讨论再次甚嚣尘上。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国发生的这些群众性事件都表明中国民众的权利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提高,而中共及其配套体制则面临着公信力和合法性的丧失的危机。这也为更剧烈的社会动荡提供着起来越充分和必要的条件。这对执政党来说是极大的考验,不过客观上中共仍然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些挑战。革命对于中国来说永远不是最佳和最先选项,其实现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群体性事件频发

5月3日,北京市丰台区京温服装城楼下被发现一具女尸。北京警方很快将其认定为自杀事件。5月8日,死者家属和同乡因对认定结果不满聚集该商城抗议示威,引发数千民众参与抗议或聚集围观。不久,中共出动大量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多辆装甲车和数架直升机前往维稳。同一时间,该段道路被封锁,“木樨园”、“京温”等成网络敏感词。

除北京外,仅5月以来中国多地出现了不同原因和形式的群体性事件。据媒体报道,5月1日,千余名上海民众游行至松江区政府前静坐示威,抵制该区一家锂电池厂;5月4日,云南昆明数千民众聚集市中心示威,抗议中石油一项PX项目落户;5月6日,广东深圳众多工人因公司倒闭追讨欠薪,并走上街头示威;5月8日,江西弋阳一辆警车撞死两位村民,死者家属等大量民众聚集在当地公安局示威,并引发骚乱;5月8日,广东深圳一位保时捷司机殴打出租车司机,招致百辆出租车围堵,该豪车司机也被围殴。观察人士指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在中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不过,据上文所述的8日内全国各地出现6起原因各不相同的群体性事件,其数量之多、频率之高仍然比较少见。这一现象首先表明官民矛盾的加深和公开化,以及利益一致的底层民众为了同一目的越发团结和组织化。

也有分析认为,这些现象其实也体现了社会底层民众自身正当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维护和争取正当权益的努力。考虑到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中国底层民众的庞大数量,他们对政治、经济等正当权利的争取极有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或引发社会运动

而在2012年12月,中国经济学者吴敬琏在演讲时提到了“革命”。吴敬琏认为,“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已经到了临界点,中国的改革正在和革命赛跑。”“改革与革命赛跑”即是指,如果中国的改革比较及时、全面、合理和有效,就能避免革命的发生;相反,如果不进行改革或改革失效、失当,最后都只会陷入革命的洪流之中。这里所说的革命并不一定是指中共在上个世纪实行的武装起义的形式,而更可能是某种形式的政权和平变动。

有观点认为,对于前一种革命形式,由于其不可预测性和控制性、广泛性和破坏性,在上世纪90年代已被中国知识界否定。然而,随着贫富差距、官民矛盾的不断加剧和广大底层社会民众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的提高,必然对垄断社会资源和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及主政者提出愈来愈迫切和直接的诉求。

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对整个社会尤其是自身已相当腐化堕落的执政党中共却是极大的考验。

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均已在不同场合提到“亡党亡国”“致命伤害”等词语,甚至将其写进中共十八大报告。被委以反腐重任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反腐进行时,向外界推荐论述法国革命的书籍《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共高层这些做法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共当前面临的执政危机,而且并不忌讳以“革命”自我警醒。有分析指出,一方面中共自身群体性腐化堕落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另一方面,随着现代通讯和传播技术尤其是网络的高度发展和普及,中共内部各种之前不为外界所知的黑幕也以不同的方式被揭开。近期中共新领导集体推动的反腐成果也印证了民间的猜测和看法。信息和真相的揭开造成的后果则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和民众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例如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和朱令案的普遍和强烈质疑,都反映了中共搭建的政治体制及附属组织在舆论中的尴尬地位。

有部分观点认为,由此来看,近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是一些表象或个案,而是有着更为复杂深刻的原因。不仅如此,如果得不到适当疏导,这些基于正当权利诉求、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并且日益组织化、明确化的民众集体性活动也越来越有可能逐步转化为更为剧烈的社会运动,甚至是动荡。

革命可能性较低

尽管有许多人唱衰中国现状,甚至以不同的方式鼓吹革命,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革命的可能性仍然很低。近日,原中共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文章《中国会发生革命吗?》,对中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邓聿文认为“中国在可见之将来,革命不大易发生。”

文章主要从7个方面进行论证:中共在进行经济改革、中共统治能力强大、中共调适能力很强、中国未形成革命共识、中共也追求平等等社会理想、中共中央仍较具威信和人口老龄化。这些论点基本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文中提到的比较重要的一项是,中共的危机感和调适能力很强,而且它也在努力适应变革。例如,毛邓交接期间的改革开放就可以理解为中共的自我否定和“革命”,也体现了其较为强大的适应能力。而且,尽管中国贫富差距较大,但是难以否认的是大多数底层民众的社会生活条件也得到一定的改善,也因中共放权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合法权利。当前他们的不满和诉求主要是在争取更多合法正当的权益。一方面需要保持已得权利,另一方面革命却有可能使之失去这些权利。这也是很多人的现实忧虑。当前频发的群体性社会事件主要起因于部分人士已有权益的损失,并得到他们的奋起反抗。

由此来说,虽然“革命的可能性很低,不代表革命绝无可能,”邓聿文文章中也写道,“革命的发生,既有必然因素,也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假如中国现有经济体制和政策得不到合理和有效调整,突发性经济危机也将是一件大概率的事件。不仅如此,还有其他一些偶发性政治、军事、社会事件,也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动荡甚至是革命。

分析人士认为,对于中共来说,如要避免革命的发生,不仅要对自身进行刮骨疗伤式的治理,还需因势利导民众的正当权益诉求。虽然中共当前被认为位于广大底层民众的对立面,但是如果让更多民众分享得到改革实惠和红利,革命的可能性也会被大大降低。而对体制外普通民众来说,争取正当权益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但要尽量避免采取革命的方式。即使是某种和平的方式,也要是最后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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